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繁体中文增订版自序

中文版序

从1996年开始做最初研究到2016年本书英文版付印，历时二十年；而从英文版面世到此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又经历了十年之久。但我不能夸张地说此书耗了我三十载的光阴。事实上，若从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来看，本书是我自1989年投身女权活动以来的一个“副产品”，虽然它又是我以撰写中国女权主义历史为己任的主要作品之一。1几十年来，女权活动与女权历史研究交叉进行的历程也许会是中文版读者感兴趣的话题，故在此费点笔墨补充一些关于本书写作的背景介绍。

这二十年的田野调查和档案研究大多是在我1995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利用每年回国参与女权主义学术活动的缝隙时间搭便车做的。最初的构想是写我老家上海的一个里弄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变迁历史。但当我一开始访问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时，却立刻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里弄妇女对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后“妇代会”和“居委会”成立和发展过程的记忆，是我原先不具备的历史知识。上海市妇联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尤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在里弄妇女的回忆中，那些积极组织动员里弄家庭妇女的年轻妇联干部显然用了不少女权主义词语。为了佐证在访谈中的发现，我一头扎进了上海市档案馆。

所幸的是在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历史学者尚能较少障碍地调阅1949年后市政府一些部门相当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档案，故收获颇丰。上海市妇联从1949到1966年的档案清晰记载了年轻的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勇敢的批评、质疑声音和满腔热情地为草根妇女争取权益的行动；市妇联领导的工作报告和会议记录更时时透露出，她们如何在体制内部运用策略，以争取妇女利益、发展妇联组织并维护其生存空间。这些幕后历史场景是仅靠访问基层妇女所无法获得的，更是学者无法凭空想像的。历史学者的发现显然和她的关注点以及知识储备有关，更离不开相关史料的获得。

正是依靠对基层妇女的访谈和历史档案的对照研究，以及之前对中美女权历史的了解，使我能不被自身所处时空的主导话语裹挟，尽我所能地做一名忠实于历史过程的诚实的学者。我基于对上海市妇联的历史研究写成的论文于2005年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上，2质疑了当时流行于国内外学界的“社会主义父权制国家解放了中国妇女”的说法，首次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透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的概念，引起海外学界关注。此篇论文修改充实后成为了本书的第一章。

更幸运的是：这二十年的研究历程伴随着我积极介入中国女权主义行动的过程。那时正值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进行女权行动的绝佳历史契机，做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我自然明白机不可失，必须抓住。因此在1995年获得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我并未选择在美国任教（密西根大学妇女学项目曾于1994年有意聘我），而是投入了国内的女权运动，成为“世妇会一代”中国女权主义行动者中的一员。

我的行动目标是和国内女权学者一起推动中国高校课程改革，将女权主义学术引入学校教育和学界知识生产，希冀女权主义理论和分析框架成为一股批判力量，以抗衡甚嚣尘上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转化成改造男尊女卑社会文化习俗与社会性别等级制度的智性话语，进而培养21世纪的新人。在那二十年里，我争取了多个国际基金会的赞助，用于在国内办高校师资培训、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翻译出版女权学术著作，以及帮助国内青年学者到密西根大学访学等。

为了争取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大笔赞助（其先决条件是我必须有个美国机构接受和管理项目经费），我决定接受密西根大学的教职。直接原因是，早在1994年就希望我加盟密大妇女学项目的主任阿比盖尔·斯图尔特（Abigail Stewart）教授，此时已是新创立的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的所长。她主动提出我只需一半时间在妇女学任教，另一半时间可继续我在中国的女权活动；新创立的研究所将聘我为研究员，并负责接受和管理我将获得的路斯基金会项目经费（研究所有专职的财务人员管理研究员的课题经费，并有文秘协助项目活动相关事务）。谈完这些出乎我意料的周到安排后，她加了一句：“我知道，你要是不能继续做中国的女权活动，你就不会来。”一位与我交往并不深的美国女权学者竟然能如此理解我，并暖心地做出具体安排支持我的追求，着实令我感动。此后她也始终对我组织的各项女权活动大力支持。而我在她构想中的角色，就是通过开设中国妇女史和全球女权运动史课程（她也努力招聘做其他国别妇女研究的学者）以改革密大妇女学，并让密大妇女学师生有机会参与我组织的中国女权活动，力图使美国妇女学师生有全球视野，改变妇女学尚存在的美国中心倾向。3就这样，从2002年初开始，我每年一半时间在密大教课，一半时间在中国举办师资培训或组织其他女权学术活动。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有不少是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包括妇联干部。当然，我也利用在国内的时间见缝插针地继续做访谈和档案研究。

这二十年里我有条件平行地做两件我看作使命的事，实属好运。我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行动，同时断断续续地做1949年以后的国家女权主义历史研究，不久就体会到两者互补的好处，尽管前者是本书英文原作花了二十年才完成的主要原因。投入世妇会筹备和组织工作的那届妇联有不少干部与我研究的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非常相似，她们都有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发展的激情和能动性。虽然有体制的束缚，但受惠于当时中国在1989年之后急于重返国际社会、招商引资继续“经济改革”的大气候，妇联在“与国际接轨”的中央政策下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口号，4许多妇联干部表现出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各项国际交流活动，以平和及好奇的态度倾听和观察来自国门外的各种思潮观点，随时准备采纳对中国妇女事业有用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及具体实践措施。她们以热情友好的态度接纳了我这个以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5成员身分参加各项活动的留美学生，我和其中多位建立了持久的友谊，日后的调查研究和寻访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时得到她们至关重要的大量帮助，可以说没有与她们的友谊就没有这本书。

世妇会这一代的国家女权主义者与随着筹备非政府组织（NGO）论坛产生的诸多民间女权组织有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关系，除了当时党中央允许的较为开放的政治氛围外，也因为这两拨人中很多都是具有“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历、高考恢复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有共同的时代背景。许多创立民间妇女组织（或称妇女NGO）的带头人也都在国家体制内工作，如高校、社会科学院、甚至妇联系统。当时私营企业尚少，除了一些像我这样出国留学的，77级大学毕业生基本都分配在体制内就业，到1995年世妇会时一些人已在体制内达到中层干部级别，属于有些体制内资源的知识群体。她们共同的经历不仅包括上山下乡、文革后高考、毕业后分配在体制内就业，更包括同样的社会性别观念，即，她们既是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中国推动的男女平等话语与实践的受惠者，更是被社会主义时期男女平等主流话语形塑了主体身份的女权主义行动者。因此，在与世妇会这一代妇联干部和妇女NGO创建者的交往中，我不仅毫无隔膜感，并且基于我的历史研究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代女权行动者对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在观念形态和策略上的继承。在一些妇联干部组织或参与的会议上我常常会悄然一笑，因为眼前的国家女权主义者采取的策略，令我想起在历史档案中和回忆录中看到的相似历史场景。同样，在埋头阅读档案时，文字中展现的充满激情的1950至60年代年轻妇女干部也会使我联想起身边具体的体制内女权主义行动者的风貌。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不仅传承了前辈国家女权主义者妇女解放的激情，中国政治体制的延续也决定了世纪末的国家女权主义者与毛泽东时代的前辈有相同的体制内行为逻辑，即使她们并不了解前辈的策略。正是因为平行穿梭于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当下女权实践的不同时空中，我对国家女权主义者在体制内运作的“自我隐身的政治策略”及“话语嵌入式方法”才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和较清晰表述的可能。

当然，凭藉“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历史机遇，世妇会一代中国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必然有属于她们的突破与创新，而非墨守成规的继承者。这代女权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的全球女权主义者的频繁深入交往是史无前例的，在五彩缤纷的全球女权主义思潮和议题激荡中创造出扎根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是中国女权主义历史中的华丽篇章，尤其是她们运用引进的女权主义核心概念——社会性别（gender）——所创造的多种“社会性别培训”形式，在许多地区和领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改变。6因为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历程不是本书的主题，所以在此仅简略地强调她们与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女权主义者的传承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传承有几点：一、即使是创立非政府组织的女权主义者也深谙体制内运作的规则，是因为她们本身就在体制内；二、她们熟悉一套自幼即耳熟能详的官方政治语言，懂得如何策略地调遣这套语言为实现妇女利益服务；三、她们有体制内的人脉资源并能调遣这些资源进行有效博弈来推出符合妇女利益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反家庭暴力法》的问世即为体制内外女权主义者合力成功的一例，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艰辛斗争；7四、虽然世妇会一代的特殊历史机遇使她们具有前辈所没有的全球女权主义理论背景，但她们身处体制内的现实也使她们和前辈一样受到同样政体的束缚，也会按体制内的逻辑发展出与体制打交道的策略。

但这类传承也许会因为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告别历史舞台而削弱，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年轻人难以获得前辈投身女权主义行动的知识（如今连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行动也鲜有年轻人知晓），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出生成长的众多青年女权主义者从无在体制内就业的经验。更确切地说，在中国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几十年里，年轻人与父母辈的代沟也随之扩大，具体如在好莱坞影视剧、韩剧、日本动漫、网络游戏浸润中成长的年轻人与每日必看《新闻联播》的前辈之间的文化沟壑（当然还有众多整日奔波于维持生计而两者都无暇顾及的底层劳动者）。虽然都说着汉语，但两代人用的显然不是同样的言词用语，折射出不同话语建构的不同主体身份。这种深刻的代沟／文化沟壑可以被看作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现象（认知的飞越往往产生于不同话语的碰撞冲突之际）。不过，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无根本变化，掌权的各级官员在用体制外年轻人所不懂的语言和行为逻辑做决策。

这种隔膜对一般不需与官方直接打交道的人群似乎无关紧要，虽然政府决策必然涉及普通民众的福祉。但对欲从事社会改造的任何群体包括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对自己身处的政体和官方逻辑了解甚少则必然会影响各种社会文化或政治经济改造行动的效应。如何能既保持对官僚体制文化的警觉，又不因政治疏离感而失去了解政治体制的兴趣？如何填补学校教育在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历史知识方面的空白？如何获得对自身所处时空局限性的洞察力以及突破限制的创造力？如何在缺乏传承机制的社会中思考和实践女权主义历史传承问题？这些可能是女权主义者以及所有社会改造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很高兴关注中国女权主义的你，翻开了这部历史作品。我相信，女权前辈在动荡险峻的政治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在体制内推进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改造和争取妇女权益的经验、策略、局限，会为读者带来珍贵的洞见和启迪。以史为鉴，我们将能辨析自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离世以来，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思考我们在这独特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生追求。作为一名女权主义历史学者，我坚信前辈女权斗争的经历会激励后人以坚定智慧的行动来延续中国女权主义历史。

2025年12月18日

  1. 作者第一部中国女权主义历史英文专著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的中文版《五四女性：现代中国女权主义先行者》，于202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他相关中英文书目与文章，请见作者个人网页：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
  2. 论文为“‘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 no. 3 (2005): 519–551，获得了2006年伯克夏女史学家会（Berkshire Conference of Women Historians）文奖。回头看，正因为这篇论文，我开始聚焦“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搁置了城市基层社会在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变迁的研究课题，无意中激发了国际学界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权历史的研究兴趣。在本书英文版发表后，我和有相同兴趣的学者于2019年联手在密西根大学召开了一个全球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欧美多国。关于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参见：https://www.globalsocialistfeminism.com/conference。 ↩︎
  3. 斯图尔特教授在我接受密大教职那一年开始了“全球女权主义访谈项目”（Global Feminisms Project；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我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负责对中国女权主义行动者的访谈。这项课题自2002年开始，最初只涵盖四个国家共四十位女权主义者的访谈，如今已扩大到十多个国家共一百多份口述纪录，是可用于全球多地女权主义运动发展比较研究的丰富资料库。这项如今依然持续发展的课题也是斯图尔特教授不懈拓展美国女权主义教学和研究视野的一项工作。 ↩︎
  4. 而到了2017年，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在对全国省市妇联主席培训班的报告中却称“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他们抨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我国实行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兜售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权至上’，有的打着所谓的‘维权’、‘扶贫’、‘慈善’等旗号，直接插手我国妇女事务，企图在妇女领域寻找和打开缺口”。二十多年前“与国际接轨”的政治氛围已经不复存在。见http:// cpc.people.com.cn/n1/2017/0613/c227126-29336313.html，2025年12月11日访问。 ↩︎
  5. 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Women’s Studies, CSWS）由六位留美女博士于1989年成立，本人为初创成员。在世妇会前后，CSWS成员做了许多译介女权主义学术的工作，与国内体制内外女权主义者有诸多合作，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内传播女权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当时学会集体译介的作品包括：鲍晓兰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谭竞嫦、信春鹰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王政、杜芳琴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马元曦等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学会部分成员在1993年参加由天津师范大学组织的为时两周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介绍国外女权主义，是当时国内妇女研究界首次较大范围地接触到国外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信息。研讨会的发言纪录与当时的报导收入杜芳琴编、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译，《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强烈地感受到国内妇女研究界的开放心态和对国外女权主义理论知识的渴求，从而开始了有意识地集中力量译介社会性别理论的工作，来满足国内体制内外女权主义行动者的需求。 ↩︎
  6. 参见本人对包括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在内的三代女权主义者的英文研究论文：“Feminist Struggles in a Changing China,” in Feminis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d. Ping Zhu and Hui Faye Xiao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7–156。 ↩︎
  7. 1995年举办世妇会时中国政府还不承认中国存在家庭暴力，家丑不可外扬。一些地方妇联只能悄悄地创办被家暴妇女避难所，不得张扬，以免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世妇会后中国民间妇女反家暴组织的成立对推动家暴议题进入公共话语场域以及和国家女权主义者联手推进立法起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