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修订版，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

再版序言

拙作出版近30年后，我接到了后浪出版公司的再版邀请。很高兴这本关于20世纪美国女权运动的简史依然有读者感兴趣。鉴于第一版完稿于90年代初期，手稿是誊抄于格子稿纸上的，当时既无电子通信手段，又无电子排版，我也没有机会审校样稿，故书中文字错误较多，注释也有不符合今日学术规范之处，所以我很欣慰能借再版之机对原作进行勘误修订。

21世纪美国出版的几种讲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英文历史著作的主要脉络，与《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这部简史相似，但这些新作基于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对运动参与者的大量访谈，充满了生动有趣的故事。此外，如今有大量关于女权主义运动历史的英文网站，与公众分享了浩瀚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我建议能够阅读英文著作的读者尽量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了解内容复杂多样的美国女权运动，这本简史可作为帮助读者进入一个眼花缭乱的历史场域的简明指南。

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有许多新发展。在2025年出版一本讲美国当代女权运动的书，却让其历史叙述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似乎不妥。所以我将在此对美国女权运动过去30年的发展脉络做扼要的介绍。¹

在2009年出版的《当一切都变了：从1960年至今美国妇女走过的精彩历程》（When Everything Changed: The Amazing Journey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一书中，作者盖尔·科林斯（Gail Collins）别具匠心地以下面这件小事为开头。196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28岁的女秘书洛伊斯·拉比诺维茨（Lois Rabinowitz）为她的上司去纽约市的法庭交汽车超速罚款。她穿了身烫得笔挺的长裤和衬衫，走到法官面前时，却遭到暴怒的法官的训斥：“你很欣赏自己穿着长裤进入法庭吗？”他叫她回去换身“得体的衣服”再回来交10美元的罚金。无奈的洛伊斯只好让陪她同去的新婚丈夫交了罚金。法官余怒未消，还教训年轻的丈夫：“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管束，不然就太晚了！”²

身处21世纪的年轻读者听到这个故事，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并对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在社会性别规范方面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深感惊讶。社会文化习俗方面的巨变正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代美国女权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但是，真的“一切都变了”吗？2022年6月，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个世纪前的“罗诉韦德案”，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夺得的堕胎权被改变为由各州自行立法决定。今天，堕胎权成为2024年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之一。事实上，1973年最高法院刚刚结束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就在女权主义者们欢呼雀跃时，保守势力立即开始组织反攻，反堕胎运动随即诞生，美国妇女及整个美国社会在生育选择权问题上的深刻分裂已经出现。“反弹”（backlash）就此成为描述美国女权运动的一个常用词，因为保守势力在半个多世纪里从未停止抵制和反攻女权主义者们对社会文化方方面面进行的改造。历史学家露丝·罗森（Ruth Rosen）在2000年发表的评论颇具洞察力：“反弹实际上折射了社会因男女人生中（包括家庭和工作领域）的巨变而产生的深刻分裂和骚动。”³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男权制的反弹伴随多国保守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对“反弹”的研究也更具国际视野。在发表于2024年女权学术期刊《标志》（Signs）的一篇审视全球背景下“反弹”现象的论文中，几位作者提出如下见解：“男权制的反弹可以被理解为维持、伸张和重建等级制的一套物质机制和话语策略，这些同时牵连到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等级制，在当代系统性危机的背景下受到了威胁。”⁴

无论是因为社会变革，还是因为系统性危机，男权制的反弹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动态现象，体现的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在美国社会政治场域中，这类较量是常态，多元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乃至激烈冲突的利益诉求，民主政体中的社群可以通过选举、社会运动或对社会体制进行改良来表达各自的诉求。至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成效如何，则取决于历史的具体条件。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美国女权运动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世界上宗教势力最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造传统的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级关系和习俗，是一场深刻而又艰巨的革命，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各类社会体制的变革，更涉及各类人群对自我的界定。比如，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和对生育的选择权，本质上是要重新界定女性的角色并改变妇女在男权制社会中的从属位置。但是许多妇女并没有改变传统性别角色的愿望，结婚生子、做家庭主妇依然是她们的人生追求，即使没有宗教的影响，这些认同传统角色的妇女也会因为赋予生育很高的道德价值而反对生育选择权。所以，不仅是担心失去性别特权的男性会反对女权主义，许多传统妇女也会出于各种忧虑而成为反女权队伍的中坚力量，本书所分析的70年代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最终没能通过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归根结底，女权议题折射出的并非“两性战争”，而是各种人群对于社会文化变迁方向的不同立场和迥异的利益诉求。

既然改造等级制与维系等级制之间的拉锯战是历史的常态，任何一方的胜负也就不足为奇。女权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不通过战争和暴力夺权而实现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的革命，其成就必然是局部的、渐进的，是在反弹中百折不挠地进取，而非一蹴而就地打天下。女权运动是没有权威核心领导来规定议题的民主革命，不同群体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同年龄的妇女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议题，并参与适合自己的运动，所以会呈现出没有条条框框的、不守规矩的千姿百态。当然，所有的女权理论和实践也都必然会受到特定时代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本书的核心部分）被称为“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而19世纪开始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则被称为“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学界对“浪潮”的比喻有不少批评意见，指出了下列不妥之处：第一，“浪潮”的定义聚焦于白人女权主义者推动的议题的兴衰成败，遮蔽、抹杀了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的多样行动，而后者的行动轨迹并非与“浪潮”平行。比如，许多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坚持争取女工的权利，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推进草根社群的建设等，这类行动并没有因为20世纪初选举权运动的胜利而平息。对“浪潮”的关注忽略了在两次“浪潮”之间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变革的女权运动者们，也将妇女积极参与的并非以社会性别平等为单一斗争焦点的诸多社会运动排除在外。⁵第二，“浪潮”这一比喻产生了一个意象，似乎有一种“大一统”的女权运动，大家齐心协力地推出一个高潮，这与女权运动无一元化领导却有五花八门的组织、各行其是、自我定义的去中心化实质相差甚远。第三，“浪潮”暗示后浪推前浪、取代前浪、高于前浪，这更不符合实际。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显著特点是把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她们活到老，积极参与到老。没有什么浪可以推倒或取代前人，因为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行动者有各不相同的议题和社会位置，难以互相替代。

作为对上述批评意见的佐证，我推荐一本已经有中译本的著作—美国著名的华裔社会活动家陈玉平（Grace Lee Boggs）的自传《为改变而生活》（Living for Change）。这位于2015年去世的百岁老人1940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拎着手提箱从纽约去芝加哥参加工人运动，从那时候开始，便一辈子从事改造美国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她的人生中没有高潮或低潮，只有一以贯之的对建设一个公正社会的追求，以及在漫长征途中突破各种壁垒的坚韧和智慧。她晚年行动不便、无法四处演讲时，她家的客厅便成为研讨班的课堂，来自全美各地的社会运动青年积极分子围着她开展各种讨论，向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运动经验的老人取经。这里没有后浪推前浪的情景，有的是持续的社会运动的传承。而她的自传就是一部生动而深刻的美国社会运动史，也是被美国诸多大学采纳的教科书。2024年，全美妇女学协会第44届年会在陈玉平居住了60多年的城市底特律召开，以纪念这位杰出社会运动前辈的璀璨人生。⁶

我认同历史学界同仁的见解，把女权主义运动看作主要由各妇女群体持续开展的多重目标、多种议题的社会改造行动。某项议题进程受挫的同时，其他领域则可能有重要进展，故不宜根据一个方面的失利就判定女权运动进入低潮或低谷，尽管女权运动的重大失利（“反弹”的标志）往往和政治大环境中保守势力的壮大密切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失利和挫败激励起更多妇女高昂的女权斗志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过，虽然学界存在对“浪潮”这一比喻的批评，美国女权运动界和社会大众依然有不少人使用这个比喻来凸显不同时期女权运动的不同特点或新的议题。鉴于“浪潮”的比喻继续在美国社会通用，我将在下文中简要介绍一下英语语境中“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和“第四次浪潮”（the Fourth Wave）所指涉的内容。

“第三次浪潮”的自我命名者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第二次浪潮”运动者的女儿辈。她们的母亲辈已经把教育、就业、体育等领域中的歧视性法律障碍搬走了，故女儿辈享受着和母亲辈大不相同的人生。在80年代保守政治占上风的背景中，主流媒体因为平等权利修正案未通过，而频频宣告女权运动的失败或死亡，却不料90年代伊始，新生代的青年女权主义者带着自己的议题，举着“第三次浪潮”的旗帜进入了公众视线。她们有的来自学界，强调妇女群体的复杂多样性，而非同质化或本质主义的女性，指出种族、族裔、阶级、性取向等诸多等级差异与社会性别等级的交融相嵌，塑造着个人不稳固的身份；这种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也意味着，争取社会性别公正的运动与其他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是密切相关的。⁷来自音乐界的青年摇滚乐歌手以“暴女”乐队（Riot Grrrls）为首，兴起了女权主义的朋克摇滚运动，争取进入摇滚乐界的平等机会。年轻作者们通过出版文集或建立网站，宣传与女权主义前辈们不同的追求。⁸她们不认同古板的、教条式的女权主义，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来颠覆主流媒体对女权主义的刻板宣传，主张允许女权主义者有复杂、矛盾的人生体验，比如，可以做拥抱女性特质的女权主义者，可以化妆打扮并炫耀自己的性感，可以坦然地把追求性愉悦作为女人的权利，等等，而这些行为在一些女权主义前辈的眼里是不太政治正确的。她们声明自己是前辈们所取得的女权成就的获益者，但不想重复前辈的运动，而要自我定义，要更包容、更多元，要为21世纪的女权运动开拓一个新的前景。⁹

除了学界和文化艺术领域中频频出现的新潮流，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一起重要事件。1991年，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指控被时任总统老布什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对她进行性骚扰。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委员会轮番质问这位黑人女性，提的许多问题不仅透露出他们对女证人的不信任，更浸润着陈腐的社会性别观念和对性骚扰议题的无知无感。¹⁰这场实况转播的听证会激起了美国各地大批妇女参政或参与女权行动的强烈愿望，次年竞选众议员的女性人数从28人增加到47人，竞选参议员的人数从2人增加到6人，1992年因此被称为“妇女年”。¹¹非洲裔女权主义者行动起来声援希尔教授，并指出非洲裔美国妇女遭受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希尔的公开指控也给了许多妇女站出来的勇气，1992年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的性骚扰报案数量猛增50%。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建立起“第三次浪潮”女权组织或网站，来推动包括反性骚扰在内的各类社会公正议题。1991年的这场听证会既推动了“第三次浪潮”的发展，又为21世纪的“第四次浪潮”做了铺垫。　

“第四次浪潮”这个词出现于2010年之后，但女权主义社群对“第三次浪潮”的结束和“第四次浪潮”的开始并无清晰的界定。这种模糊不清是因为女权主义的许多重要斗争是跨“浪潮”持续进行的，尚没有画上句号，例如争取生育选择权、反对性暴力、反对性骚扰等斗争。使用“第四次浪潮”这个词的女权主义者强调的一个新特点是，21世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使女权运动有了新的更为有效的组织和传播手段。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推特（Twitter，2023年更名为X）等平台为民众提供了去中心化的平面的参与途径，尤其为年轻人对社会运动的介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者们的小组讨论会往往在客厅中进行，女权运动和思想的传播主要通过纸质的信件和小册子。21世纪的青年女权主义者则可以无障碍地在女权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私人经验，一些引发公众共鸣的个人体验或批评会快速发展为公共事件。

“#MeToo”（我也是）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将反性骚扰运动推向全球的最佳例子，也是“第四次浪潮”的重要内容。虽然反性骚扰议题在70年代就被提出了，并在1991年参议院听证会事件后被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MeToo”运动中，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有效性使这项持续了数十年的女权主义斗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纽约的社区活动组织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本人就有过被性侵的经历，为了给性侵和性骚扰的幸存者提供具有同理心的支持和鼓舞，她于2006年在社交媒体平台“我的空间”（MySpace）上最早发起了“#MeToo”运动。10年后，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丑闻曝光，不少女演员勇敢地站出来诉说自己被侵犯的经历。2017年，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布了一条推文，邀请有相同经历的妇女用“#MeToo”主题标签来响应。两天之内，有100万以上的推特用户响应了“#MeToo”话题。随后，“#MeToo”又传播到脸书平台，不到24小时内出现了1200万“#MeToo”帖子，性骚扰和性侵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至此，依靠新的科技手段，美国女权主义的反性骚扰运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广度，并且通过无国界的互联网，很快散播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哈维·韦恩斯坦因犯下多起性侵案，于2020年被纽约法庭判处23年刑期，2023年又被洛杉矶法庭再判16年刑期。¹²

美国女权主义对性少数群体权益的关注也是一项持续性的议题，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同性恋的“出柜”和对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的批判，到21世纪对二元性别观从理论和实践上发起的挑战，女权主义者是改造美国性文化和争取性少数群体平等权利的重要力量。“第三次浪潮”对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强调在21世纪继续发展，各个性少数群体（LGBTQ）¹³伸张权益的斗争在“第四次浪潮”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个时期取得的一项法律上的重要成果是2015年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不仅是对性文化的改造，还涉及经济权益问题——结了婚的同性伴侣享受和异性恋夫妇同样的纳税和医疗保险等其他福利待遇。

跨性别群体权益的伸张也引发了女权群体内部的冲突。尽管女权主义社群的基本原则是不排斥任何边缘少数群体，但一些女权主义者还是担心跨性别妇女出入传统上属于女性的公共空间会使顺性别妇女有不安全感。前者能否参加女子体育竞技项目更成为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尤其是右翼势力就这个议题以保护妇女权益的名义来反对跨性别群体，使得跨性别议题成为当下棘手的政治议题，各方力量在持续较量。

有一项美国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却没有在“第三次浪潮”或“第四次浪潮”中得到凸显，那就是儿童照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就业率不断上升，儿童照料就成了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众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出台政策，提供长短不同的带薪双亲假或产假。美国国会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于1971年通过了一项儿童照料法案，但是被时任总统尼克松否决。从此这个议题似乎就从美国国家政治中退场了，公众包括年轻一代的母亲们似乎也接受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观念：育儿是私人领域的事务，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总之，在最近的两次浪潮中未见青年女权主义者把这项涉及美国几千万就业妇女福祉的问题作为核心议题来推动解决。同时，这个公共资源分配问题暴露了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妇女的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依然不被政府承认。迄今为止，美国尚无关于育儿的公共政策，完全靠性质各不相同的私营企业或机构自行决定为女员工提供五花八门、长短不同的产假和相关福利。

育儿方面公共政策的缺失，也是美国妇女争取经济领域公正平等的斗争障碍重重的一个重要例证。在过去30多年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加剧（2023年末10%人口占有全美国财富的66.9%，50%低收入人口仅占总财富的2.5%）¹⁴，女性的贫困化也在加剧。据美国人口统计，2022年全国贫困人口为3790万（11.5%），而其中极端贫困的成年妇女占了49.1%。全美女性人口中的5.8%生活于极端贫困中，其中有色人种女性的比例更高；而男性同比则为4.5%。¹⁵底层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国家育儿公共政策的缺失对她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有诸多著述用交叉性理论透视跨国资本对处于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级架构底层的群体的剥削；也有杰出的纪录片，如制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流水线》（The Global Assembly Line），形象地揭示了在全球范围进行的男权制国家政体与跨国资本勾结压榨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妇女的历史过程。学界和文化界虽然时有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犀利的批判声音，但关于如何通过改造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结构来推进经济领域的公正平等，如何应对日益凸显的资本和政权勾结形成的权势集团无视和侵害普通公民权益的问题，以及其他涉及今日全球范围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动的宏大议题，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中尚未见目标明确的实践对策。女权主义运动的草根性、弥散性、去中心化这些特点有利于多样的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在日常的实践中悄然无声或大声疾呼地改造社会文化，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但如何能有效调动目标各异的行动团体，形成强有力的联盟，来与男权制的政治经济权势集团对峙呢？这是当下尚且无解的实践性难题，也可说现阶段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依然处于男权掌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边缘，实质上折射的是西方左翼自柏林墙倒塌之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困境。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更彰显了美国女权主义当下的逆境：堕胎权议题未能动员起预期的妇女选票来支持民主党女性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选民的性别差（gender gap）确实存在，55%的男性选民和45%的女性选民投给了特朗普，但与2016年和2020年大选时的性别差距相差不大，从11%降为10%。¹⁶

当贫富差距日益悬殊，通货膨胀不见明显改善，经济议题就成为特朗普调动起各社会群体的联盟的有效手段。显然，许多妇女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生计，而不是堕胎权，也没有把选出第一位女总统作为头等选项。在诸多对民主党失利原因的分析中，笔者认为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评论最为犀利：“一个抛弃了工人阶级的民主党发现自己也被工人阶级抛弃了，这个结果应该是不足为奇的。”¹⁷我们不能假设桑德斯说的工人阶级就是男性，因为在中下层劳动人民中，妇女总是占大多数。不过这次选举中，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投票给共和党的人数激增，尤其是年轻男性，扩大了少数族裔选民的性别差距。2020年至2024年，黑人选民的性别差距从10%增加至14%，拉丁裔选民的性别差距则从6%增加至17%。¹⁸这次大选中性别差距与种族、族裔、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差别的明显相关性正在被各界关注。虽然选举结果对许多美国女权主义者来说是政治上的重大挫败，但有意思的是，女权主义学界倡导了几十年的“交叉性”分析框架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和运用。我们期待更多扎根于复杂社会现实的对选民政治行为的有深度的研究涌现，以此来摒弃空谈理论、紧跟政治大流、脱离现实、不接地气的学界和主流媒体的不正之风。

历史进程总是动态的、千变万化的。这次选举也展示了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内在变化和选民阵线的重构，其历史背景则是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社会群体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基于美国当代女权主义在过去70多年里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鉴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也目睹了全球女权主义的迅猛发展，我们依然可以期待，在新科技助力女权主义跨国界传播和沟通的网络时代，今日在草根和多样社群深耕的无数美国青年女权主义者会具有日益开阔的全球视野，在对跨国女权主义实践的比较中会更清晰地洞察自身的局限，明日将成长为改造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生力军，百折不挠地将这场“最漫长的革命”引向纵深的领域。¹⁹

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是对女权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情况感兴趣的年轻人。我衷心地希望这本书不仅能让你进一步了解美国，更能让你在阅读思考中深入了解自己，反思自己成长中的社会化过程，努力挣脱男权制的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对你的束缚，从而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力量。这一切，正是我在学习和书写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过程中的收获，在此诚挚地与青年朋友们分享。

另外，在整理和修订本书初版的过程中，美国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一鸣为核对本书中的引文出处给予我诸多帮助，后浪出版公司编辑谢妤婕为再版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辛勤付出，在此一并致以我深深的感谢！

王政

2024年7月14日，于落基山边

1. 30多年前完成这本关于美国女权运动的著作后，我便转向对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研究。除了一些中英文论文，我有两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英文专著：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为《五四女性：现代中国女权主义先行者》和《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国家女权主义（1949—1964）》。若读者有兴趣了解对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研究如何影响了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生涯，请登录作者的个人网页：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并参见本书中《心智的选择》一文，这篇回忆录作于2000年，曾收录于2004年出版的个人文集《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 ↩︎
2. Gail Colins, When Everything Changed: The Amazing Journey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9), p. 3. ↩︎
3. Ruth Rosen,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2000), р. 31. ↩︎
4. Jerker Edstrom, Alan Greig, and Chloe Skinner, “Patriarchal (Dis)orders: Backlash as Crisis Management,” Signs, Vol. 49, No. 2 (Winter 2024), p. 298. ↩︎
5. 较早的批评可参见Becky Thompson, “Multiracial Feminism: Recasting the Chronology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Vol. 28. No. 2 (Summer 2002)。 ↩︎
6. 陈玉平自传的英文书名为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中文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书名为《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对原作有删节。关于陈玉平人生经历的纪录片名为American Revolutionary: Meeting Grace Lee Boggs。陈玉平是密西根大学的“全球女权主义访谈”项目（Global Feminisms Project）的美国组挑选的10位美国女权主义受访者之一。该项目的访谈录像可参见网页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 ↩︎
7. 最早用“第三次浪潮”命名的文集是M. Jacqui Alexander, ed., The Thind Wav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Racism (Latham, NY: Kitchen Table/Women of Color Press, 1994)。这本文集的作者们从80年代中叶开启这项合作。关于“交叉性”概念的发展，见本书第六章。 ↩︎
8. Jennifer Baumgardner and Amy Richards, 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
9. Ruth Rosen,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2nd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pp. 353–357. ↩︎
10. 2019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致电希尔，为1991年她在听证会上的遭遇道歉，他当年是主持听证会的司法委员会主席，20多年里因在这个位置上的不佳表现备受批评。参见https://www.oklahoman.com/story/news/politics/2023/04/07/anita-hill-clarence-thomas-supreme-court-justice-hearing/70092506007/，2024年4月18日访问。 ↩︎
11. Gail Collins, When Everything Changed, p. 343. ↩︎
12. 关于美国“#MeToo”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有大量英文网站可供参阅。读者可通过这篇较新的文章进一步搜索其他相关文章https://www.verywellmind.com/what-is-the-metoo-movement-4774817#:~:text=Tarana%20Burke%2C%20an%20advocate%20for.had%20suffered%20the%20same%20experience，2024年4月19日访问。 ↩︎
13. LGBTQ是由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酷儿这些词的英文首字母组合成的缩写词。 ↩︎
14. “Wealth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23,”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03961/wealth-distribution-for-the-us/，2024年7月12日访问。 ↩︎
15. 数据引自Shengwei Sun, “National Snapshot: Poverty Among Women & Families in 2022,” 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 (November 2023), https://nwlc.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National-Snapshot-Poverty-Among-Women-Families-in-2022-1.pdf，2024年7月12日访问。贫困人又数据在疫情前后有所浮动，2022年的统计为联邦政府疫情期间特救济政策结束后所做，贫困人口有所增加。 ↩︎
16. “How 5 key demographic groups voted in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election-harris-trump-women-latinos-black-voters-0f3fbda3362f3dcfe41aa6b858f22d12，2024年11月12日访问。“What the gender gap tells us about Trump’s win,” https://abcnews.go.com/538/gender-gap-tells-us-trumps-win/story?id=115996226，2024年11月24日访问。 ↩︎
17. “Bernie’s statement about the election,” https://mronline.org/2024/11/11/bernies-statement-about-the-election/，2024年11月12日访问。 ↩︎
18. “Young Black and Latino men say they chose Trump because of the economy and jobs,” https://apnews.com/article/young-black-latino-men-trump-economy-jobs-9184ca85b1651f06fd555ab2df7982b5，2024年11月12日访问。“What the gender gap tells us about Trump’s win,” https://abcnews.go.com/538/gender-gap-tells-us-trumps-win/story?id=115996226，2024年11月24日访问。 ↩︎
19. “最漫长的革命”出自英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的理论经典之作《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此译作收录于同名译文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主编李银河，副主编林春、谭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45页。 ↩︎

• 《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国家女权主义（1949–1964）》，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6年（本书为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中文版）。书中参考的部分史料请参见网站对应页面。

中文版序

从1996年开始做最初研究到2016年本书英文版付印，历时二十年；而从英文版面世到此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又经历了十年之久。但我不能夸张地说此书耗了我三十载的光阴。事实上，若从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来看，本书是我自1989年投身女权活动以来的一个“副产品”，虽然它又是我以撰写中国女权主义历史为己任的主要作品之一。¹几十年来，女权活动与女权历史研究交叉进行的历程也许会是中文版读者感兴趣的话题，故在此费点笔墨补充一些关于本书写作的背景介绍。

这二十年的田野调查和档案研究大多是在我1995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利用每年回国参与女权主义学术活动的缝隙时间搭便车做的。最初的构想是写我老家上海的一个里弄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变迁历史。但当我一开始访问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时，却立刻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里弄妇女对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后“妇代会”和“居委会”成立和发展过程的记忆，是我原先不具备的历史知识。上海市妇联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尤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在里弄妇女的回忆中，那些积极组织动员里弄家庭妇女的年轻妇联干部显然用了不少女权主义词语。为了佐证在访谈中的发现，我一头扎进了上海市档案馆。

所幸的是在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历史学者尚能较少障碍地调阅1949年后市政府一些部门相当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档案，故收获颇丰。上海市妇联从1949到1966年的档案清晰记载了年轻的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勇敢的批评、质疑声音和满腔热情地为草根妇女争取权益的行动；市妇联领导的工作报告和会议记录更时时透露出，她们如何在体制内部运用策略，以争取妇女利益、发展妇联组织并维护其生存空间。这些幕后历史场景是仅靠访问基层妇女所无法获得的，更是学者无法凭空想像的。历史学者的发现显然和她的关注点以及知识储备有关，更离不开相关史料的获得。

正是依靠对基层妇女的访谈和历史档案的对照研究，以及之前对中美女权历史的了解，使我能不被自身所处时空的主导话语裹挟，尽我所能地做一名忠实于历史过程的诚实的学者。我基于对上海市妇联的历史研究写成的论文于2005年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上，²质疑了当时流行于国内外学界的“社会主义父权制国家解放了中国妇女”的说法，首次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透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的概念，引起海外学界关注。此篇论文修改充实后成为了本书的第一章。

更幸运的是：这二十年的研究历程伴随着我积极介入中国女权主义行动的过程。那时正值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进行女权行动的绝佳历史契机，做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我自然明白机不可失，必须抓住。因此在1995年获得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我并未选择在美国任教（密西根大学妇女学项目曾于1994年有意聘我），而是投入了国内的女权运动，成为“世妇会一代”中国女权主义行动者中的一员。

我的行动目标是和国内女权学者一起推动中国高校课程改革，将女权主义学术引入学校教育和学界知识生产，希冀女权主义理论和分析框架成为一股批判力量，以抗衡甚嚣尘上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转化成改造男尊女卑社会文化习俗与社会性别等级制度的智性话语，进而培养21世纪的新人。在那二十年里，我争取了多个国际基金会的赞助，用于在国内办高校师资培训、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翻译出版女权学术著作，以及帮助国内青年学者到密西根大学访学等。

为了争取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大笔赞助（其先决条件是我必须有个美国机构接受和管理项目经费），我决定接受密西根大学的教职。直接原因是，早在1994年就希望我加盟密大妇女学项目的主任阿比盖尔·斯图尔特（Abigail Stewart）教授，此时已是新创立的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的所长。她主动提出我只需一半时间在妇女学任教，另一半时间可继续我在中国的女权活动；新创立的研究所将聘我为研究员，并负责接受和管理我将获得的路斯基金会项目经费（研究所有专职的财务人员管理研究员的课题经费，并有文秘协助项目活动相关事务）。谈完这些出乎我意料的周到安排后，她加了一句：“我知道，你要是不能继续做中国的女权活动，你就不会来。”一位与我交往并不深的美国女权学者竟然能如此理解我，并暖心地做出具体安排支持我的追求，着实令我感动。此后她也始终对我组织的各项女权活动大力支持。而我在她构想中的角色，就是通过开设中国妇女史和全球女权运动史课程（她也努力招聘做其他国别妇女研究的学者）以改革密大妇女学，并让密大妇女学师生有机会参与我组织的中国女权活动，力图使美国妇女学师生有全球视野，改变妇女学尚存在的美国中心倾向。³就这样，从2002年初开始，我每年一半时间在密大教课，一半时间在中国举办师资培训或组织其他女权学术活动。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有不少是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包括妇联干部。当然，我也利用在国内的时间见缝插针地继续做访谈和档案研究。

这二十年里我有条件平行地做两件我看作使命的事，实属好运。我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行动，同时断断续续地做1949年以后的国家女权主义历史研究，不久就体会到两者互补的好处，尽管前者是本书英文原作花了二十年才完成的主要原因。投入世妇会筹备和组织工作的那届妇联有不少干部与我研究的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非常相似，她们都有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发展的激情和能动性。虽然有体制的束缚，但受惠于当时中国在1989年之后急于重返国际社会、招商引资继续“经济改革”的大气候，妇联在“与国际接轨”的中央政策下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口号，⁴许多妇联干部表现出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各项国际交流活动，以平和及好奇的态度倾听和观察来自国门外的各种思潮观点，随时准备采纳对中国妇女事业有用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及具体实践措施。她们以热情友好的态度接纳了我这个以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⁵成员身分参加各项活动的留美学生，我和其中多位建立了持久的友谊，日后的调查研究和寻访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时得到她们至关重要的大量帮助，可以说没有与她们的友谊就没有这本书。

世妇会这一代的国家女权主义者与随着筹备非政府组织（NGO）论坛产生的诸多民间女权组织有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关系，除了当时党中央允许的较为开放的政治氛围外，也因为这两拨人中很多都是具有“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历、高考恢复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有共同的时代背景。许多创立民间妇女组织（或称妇女NGO）的带头人也都在国家体制内工作，如高校、社会科学院、甚至妇联系统。当时私营企业尚少，除了一些像我这样出国留学的，77级大学毕业生基本都分配在体制内就业，到1995年世妇会时一些人已在体制内达到中层干部级别，属于有些体制内资源的知识群体。她们共同的经历不仅包括上山下乡、文革后高考、毕业后分配在体制内就业，更包括同样的社会性别观念，即，她们既是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中国推动的男女平等话语与实践的受惠者，更是被社会主义时期男女平等主流话语形塑了主体身份的女权主义行动者。因此，在与世妇会这一代妇联干部和妇女NGO创建者的交往中，我不仅毫无隔膜感，并且基于我的历史研究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代女权行动者对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在观念形态和策略上的继承。在一些妇联干部组织或参与的会议上我常常会悄然一笑，因为眼前的国家女权主义者采取的策略，令我想起在历史档案中和回忆录中看到的相似历史场景。同样，在埋头阅读档案时，文字中展现的充满激情的1950至60年代年轻妇女干部也会使我联想起身边具体的体制内女权主义行动者的风貌。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不仅传承了前辈国家女权主义者妇女解放的激情，中国政治体制的延续也决定了世纪末的国家女权主义者与毛泽东时代的前辈有相同的体制内行为逻辑，即使她们并不了解前辈的策略。正是因为平行穿梭于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当下女权实践的不同时空中，我对国家女权主义者在体制内运作的“自我隐身的政治策略”及“话语嵌入式方法”才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和较清晰表述的可能。

当然，凭藉“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历史机遇，世妇会一代中国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必然有属于她们的突破与创新，而非墨守成规的继承者。这代女权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的全球女权主义者的频繁深入交往是史无前例的，在五彩缤纷的全球女权主义思潮和议题激荡中创造出扎根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是中国女权主义历史中的华丽篇章，尤其是她们运用引进的女权主义核心概念——社会性别（gender）——所创造的多种“社会性别培训”形式，在许多地区和领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改变。⁶因为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历程不是本书的主题，所以在此仅简略地强调她们与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女权主义者的传承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传承有几点：一、即使是创立非政府组织的女权主义者也深谙体制内运作的规则，是因为她们本身就在体制内；二、她们熟悉一套自幼即耳熟能详的官方政治语言，懂得如何策略地调遣这套语言为实现妇女利益服务；三、她们有体制内的人脉资源并能调遣这些资源进行有效博弈来推出符合妇女利益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反家庭暴力法》的问世即为体制内外女权主义者合力成功的一例，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艰辛斗争；⁷四、虽然世妇会一代的特殊历史机遇使她们具有前辈所没有的全球女权主义理论背景，但她们身处体制内的现实也使她们和前辈一样受到同样政体的束缚，也会按体制内的逻辑发展出与体制打交道的策略。

但这类传承也许会因为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告别历史舞台而削弱，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年轻人难以获得前辈投身女权主义行动的知识（如今连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行动也鲜有年轻人知晓），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出生成长的众多青年女权主义者从无在体制内就业的经验。更确切地说，在中国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几十年里，年轻人与父母辈的代沟也随之扩大，具体如在好莱坞影视剧、韩剧、日本动漫、网络游戏浸润中成长的年轻人与每日必看《新闻联播》的前辈之间的文化沟壑（当然还有众多整日奔波于维持生计而两者都无暇顾及的底层劳动者）。虽然都说着汉语，但两代人用的显然不是同样的言词用语，折射出不同话语建构的不同主体身份。这种深刻的代沟／文化沟壑可以被看作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现象（认知的飞越往往产生于不同话语的碰撞冲突之际）。不过，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无根本变化，掌权的各级官员在用体制外年轻人所不懂的语言和行为逻辑做决策。

这种隔膜对一般不需与官方直接打交道的人群似乎无关紧要，虽然政府决策必然涉及普通民众的福祉。但对欲从事社会改造的任何群体包括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对自己身处的政体和官方逻辑了解甚少则必然会影响各种社会文化或政治经济改造行动的效应。如何能既保持对官僚体制文化的警觉，又不因政治疏离感而失去了解政治体制的兴趣？如何填补学校教育在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历史知识方面的空白？如何获得对自身所处时空局限性的洞察力以及突破限制的创造力？如何在缺乏传承机制的社会中思考和实践女权主义历史传承问题？这些可能是女权主义者以及所有社会改造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很高兴关注中国女权主义的你，翻开了这部历史作品。我相信，女权前辈在动荡险峻的政治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在体制内推进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改造和争取妇女权益的经验、策略、局限，会为读者带来珍贵的洞见和启迪。以史为鉴，我们将能辨析自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离世以来，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思考我们在这独特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生追求。作为一名女权主义历史学者，我坚信前辈女权斗争的经历会激励后人以坚定智慧的行动来延续中国女权主义历史。

2025年12月18日

1. 作者第一部中国女权主义历史英文专著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的中文版《五四女性：现代中国女权主义先行者》，于202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他相关中英文书目与文章，请见作者个人网页：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
2. 论文为“‘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 no. 3 (2005): 519–551，获得了2006年伯克夏女史学家会（Berkshire Conference of Women Historians）文奖。回头看，正因为这篇论文，我开始聚焦“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搁置了城市基层社会在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变迁的研究课题，无意中激发了国际学界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权历史的研究兴趣。在本书英文版发表后，我和有相同兴趣的学者于2019年联手在密西根大学召开了一个全球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欧美多国。关于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参见：https://www.globalsocialistfeminism.com/conference。 ↩︎
3. 斯图尔特教授在我接受密大教职那一年开始了“全球女权主义访谈项目”（Global Feminisms Project；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我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负责对中国女权主义行动者的访谈。这项课题自2002年开始，最初只涵盖四个国家共四十位女权主义者的访谈，如今已扩大到十多个国家共一百多份口述纪录，是可用于全球多地女权主义运动发展比较研究的丰富资料库。这项如今依然持续发展的课题也是斯图尔特教授不懈拓展美国女权主义教学和研究视野的一项工作。 ↩︎
4. 而到了2017年，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在对全国省市妇联主席培训班的报告中却称“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他们抨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我国实行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兜售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权至上’，有的打着所谓的‘维权’、‘扶贫’、‘慈善’等旗号，直接插手我国妇女事务，企图在妇女领域寻找和打开缺口”。二十多年前“与国际接轨”的政治氛围已经不复存在。见http:// cpc.people.com.cn/n1/2017/0613/c227126-29336313.html，2025年12月11日访问。 ↩︎
5. 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Women’s Studies, CSWS）由六位留美女博士于1989年成立，本人为初创成员。在世妇会前后，CSWS成员做了许多译介女权主义学术的工作，与国内体制内外女权主义者有诸多合作，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内传播女权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当时学会集体译介的作品包括：鲍晓兰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谭竞嫦、信春鹰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王政、杜芳琴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马元曦等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学会部分成员在1993年参加由天津师范大学组织的为时两周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介绍国外女权主义，是当时国内妇女研究界首次较大范围地接触到国外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信息。研讨会的发言纪录与当时的报导收入杜芳琴编、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译，《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强烈地感受到国内妇女研究界的开放心态和对国外女权主义理论知识的渴求，从而开始了有意识地集中力量译介社会性别理论的工作，来满足国内体制内外女权主义行动者的需求。 ↩︎
6. 参见本人对包括世妇会一代女权主义者在内的三代女权主义者的英文研究论文：“Feminist Struggles in a Changing China,” in Feminis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d. Ping Zhu and Hui Faye Xiao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7–156。 ↩︎
7. 1995年举办世妇会时中国政府还不承认中国存在家庭暴力，家丑不可外扬。一些地方妇联只能悄悄地创办被家暴妇女避难所，不得张扬，以免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世妇会后中国民间妇女反家暴组织的成立对推动家暴议题进入公共话语场域以及和国家女权主义者联手推进立法起了关键作用。 ↩︎

本文分为上中下篇刊发于《明报：世纪》（香港）2025年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以下为完整版。

五四運動史中被缺席的女性

受訪人 王政（美國密西根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學及歷史學榮休教授）

採訪人 毛升 （歷史學者）

最近，陳可辛導演的電影《醬園弄・懸案》上映，其故事的原型是民國四大奇案之一的詹周氏殺夫碎屍案。導演自陳，該故事體量巨大，之所以最終決定拍攝，是希望借勢內地正在抬頭的女權主義意識。影片中，一位名叫西林的女知識分子，因同情屢遭丈夫家暴的詹周氏，發表了〈為殺夫者辯〉一文，引發社會輿論關注該案，不僅暫時保住了詹周氏的性命，亦讓該弱女子因感受到有人在意她的生死，自我意識逐漸覺醒。魯迅曾說，娜拉出走以後怎樣？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西林卻宣稱，「娜拉出走以後，就有無數可能」，這是不折不扣的女權主義聲明。西林的原型，就是當年與張愛玲齊名的作家蘇青（1914-1982），曾發表包括《結婚十年》在內的多篇文章及小說，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

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新書中最暢銷的是王政教授所著的《五四女性：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行者》，即是研究民國時期類似蘇青的女權主義者。書中的一位研究對象王伊蔚，曾經常探望因政治原因被打入另冊、晚景淒涼的蘇青，亦是當年唯一與晚年蘇青過往密切之人。王政教授現正忙於修訂即將於明年三月出版的《尋找國家中的婦女》一書，仍撥冗接受了本人採訪。

一、 編撰一部中國女權主義「家譜」

問：除了性別原因外，您為何選擇研究中國的女權主義史？為什麼研究五四女性？

答：我1985年赴美留學前，從沒用過「女權主義」這個詞。1949年後內地流通的詞是「婦女解放」、「男女平等」，而「女權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西方的、不適合中國國情所以失敗了。當時主流話語說中國婦女是「被動解放」的（被黨解放的）。我初到美國是學美國史的，在讀美國婦女史和女權主義歷史時，不免產生了疑問：為什麼美國婦女的每一項社會進步都是婦女自己爭取來的，如選舉權就是全美國幾代女權主義者鬥爭了七十多年才爭取到的，而我們中國婦女卻是「被動解放的」呢？大救星未誕生前，中國女人都在幹甚麼呢？帶著這類疑問，我決定在博士階段轉到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專攻婦女史。在中國婦女史課上，我了解到中國從清末開始就有女權運動，五四女權主義特別活躍。但當時英語世界對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多，沒有著作詳細講述中國女權運動是哪些人在做、為什麼做、在何種具體的歷史背景中發起了女權運動，等等。記得讀英語世界第一本中國婦女研究論文集時，被主編瑪麗蓮・楊（Marilyn Young）在序言裏提出的兩個問題迷住了。她說，我們知道20世紀初期中國有女權運動，但我們不知道那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我們也不知道那些留在城市裏的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我的好奇心被刺激起來，這兩個問題就成了佔據了我腦子的謎題，想通過自己的研究去解答。我後來的兩部英文作品，其實就是為解答這兩個問題而寫的。

我在博士期間對五四時期歷史很感興趣。當時關於五四時期的英文著述都和婦女無關，就連周策縱先生被尊為最全面論述五四運動的經典之作《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裏，提到婦女時，也只有簡略的一段。當我在上海藏書樓搜尋20世紀初的報刊雜誌、試圖尋找女權蹤跡時，卻吃驚地發現，五四時期鋪天蓋地都是關於「婦女問題」的大討論。後來我尋覓20世紀初參與過婦女運動的老人訪談，找到當年女權活躍分子，發現她們也都受過五四新文化女權思潮影響。這使我意識到五四「婦女問題」大討論，正是被史家遺漏的中國女權主義歷史的重要部分，而那些老太太們的口述則清晰地展示了積極擁抱和實踐女權主義話語的那代新女性的主體性。既有五四主流話語的大量文本，又有老太太的口述，兩者結合使我有充足的史料來書寫一部五四時期的社會性別史，即聚焦五四新文化女權話語的產生（知識男性為主要生產者）、五四新女性主體性的形成、以及中國從傳統轉型為現代社會中新女性的關鍵作用。

問：《五四女性》一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女權主義與中國現代性」，第二部分則是五位民國時期女權先行者的口述歷史及您的分析。為何是這麼一種結構？

答：英文原著裏第一部分標題為「The Setting」，第二部分標題為「Portraits」。我遇到五四老人後，一心想如何在我的歷史寫作中凸顯這些被抹殺的歷史人物，同時又必須講清楚她們之所以成為新女性的歷史背景。因為她們是當年歷史大舞台上的主角，我需要儘量具體地搭建好那個大舞台，然後請這些各有特色的女主角登台。所以第一部分是介紹歷史背景，當時進步知識分子認為，女權主義是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關鍵，故中文版第一部分標題點題說明這個歷史背景，第二部分標題是直白的「被遺忘的先行者」。

我覺得五四女權先行者的口述是非常珍貴的史料，需要儘量完整地呈現，於是採取了目前的結構。先由前輩說自己的人生故事，然後我來加上必須的歷史背景資料幫助讀者理解她們對歷史的敘述以及我自己的理解，目的是把每個人物的具體人生與大歷史緊密結合。我們都是具體歷史的產物。

問：這些先行者的歷史貢獻是什麼？為什麼她們的名字都很陌生，她們的人生最後都是悲劇？為何她們當年可以做到那麼多？

答：中國的社會文化經濟在五四前後發生急遽變化，其中最突出的變化是新女性作為社會群體登上了歷史舞台。從清末民間官方紛紛創辦女學開始，到五四時期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女學生群體，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為她們打破男女授受不親提供了合法性，她們是五四女權運動的積極組織者、參與者。是她們身體力行地實踐著五四女權主義理念，在追求男女平等和女子獨立人格的過程中打破了性別藩籬。她們開創了男女同校、男女一起參與社會活動的先河，並勇敢地闖入男性職業領域，到了1920年代末已經在大城市裏出現了「職業婦女」群體，加入了各種現代職業。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因實現了經濟獨立而不再依靠婚姻作為謀生之道的大批職業婦女。這些以事業為重的職業婦女在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表現。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20世紀初期新女性的湧現，女人依然恪守傳統婦道和性別分工，家外面的空間依然是男人的世界，中國也就不可能步入現代社會。

接受了五四女權主義理念而成為獨立的職業婦女到1930年代已經不算新鮮事了，但大批出類拔萃的先行者我們都聞所未聞，因為史書很少記載她們。歷史寫作體現的是知識生產中的權力關係。在男性主宰歷史書寫的時代，女人被寫入歷史的機遇必然很少，無論她們在歷史上的作用貢獻有多大。更何況，各種政治需求可以有意抹去人們實際經歷過的歷史。

有幸的是，我遇到的這些五四女性都長壽，我才能做她們的口述歷史。當然20世紀初還有更多我無緣相會的女傑。好在過去幾十年，隨著婦女史和社會性別史的發展，我們對作為歷史變革參與者的女性人物的了解逐漸增多。這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她的現代史」書系，也是要把女人寫進歷史的一種努力吧。

我書中的敘述者在20世紀後半葉都無法繼續她們熱愛的事業，這與1949年後政體和經濟制度急遽變化密切相關。比如民國時期有許多私立學校，而49年後政府都接管了。書中的陸禮華和陳詠聲都是因自己創辦的學校被收走而失業。律師朱素萼也不能繼續她的律師事務所，《女聲》雜誌主編王伊蔚當然也不可能再自己籌款辦雜誌。不過國家需要的職業依然可以繼續，如醫生、教師、工程師等等，在國有化單位中繼續從事這類專業的職業婦女也很多。

五四一代中長壽的人，可以說是20世紀歷史的見證人。這些女權先行者在20世紀上半葉之所以能迸發出極大的能量，改變了城市社會文化景觀，也開拓出與她們母輩截然不同的人生，首先要歸因於她們所處的歷史時期。在歷史大變局的時刻，她們抓住了機遇，成了歷史變革的參與者、推動者。那代人有很強的歷史感，五四新女性知道她們在創造歷史，改變中國。同時也因為當時的變局，給了她們很大的社會空間做事。並非有能動性、創造力的人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能有所作為。所謂「亂世出英雄」，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古人對歷史的總結都很到位。史家的責任在於，釐清哪些歷史時刻的哪些具體條件促成了特定現象的發生。通過書中老人一個世紀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中央集權尚未鞏固時的社會空間總比較大。當然，在社會掌控科技手段尚不發達時，行動空間也更大。

問：您的這本書翻譯自1999年出版的英文專著。中文版本做了哪些修訂？

答：在做中文版的時候，我找出了當年採訪的錄音，重做了口述的部分，把老太太們自己的語言還原出來了。其中每個人的個性、生動的表達、鮮活的歷史印記，是英文版或單純的翻譯不能體現出來的。我還對口述部分添加了不少中文讀者會感興趣的細節，以及納入一些過去三十年間出版、與本書主題相關的學術著作所提供的新知識。因為漢字比英文佔空間小得多，所以在中文版中我能加入一些當時在英文版因為空間不夠而必須割捨的史料。中文版的修訂主要是添加，極少的刪節處是發現有些表述在中文裏顯得累贅，或辭不達意。用英文寫中國歷史，往往有種需要花筆墨去向不懂中國文化的人做解釋的心態。在中文版裏我儘量把這類表述痕跡去掉，但恐怕還是沒能處理乾淨。

問：您這本書試圖回答哪些問題？跟誰對話？今天的讀者為何還要讀這本已經出版了26年的書？

答：如前所述，這本書主要回答了瑪麗蓮・楊在1970年代提出的問題：「我們不知道那些留在城市裏的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對她們人生經歷的挖掘，使我看到了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寫這部書以及第二部英文專著《尋找國家中的婦女》，是我有意識編撰的一份中國女權主義「家譜」。今天的中國婦女是前輩女權主義者奮鬥成果的獲益人，我們在前人種下的大樹下乘涼，自然有必要了解前輩的歷史，思考如何繼續前輩開拓的事業，也為後人栽幾棵樹。在這個層面上，我對話的對象是希望投身改造男權文化的年輕人。

在學術層面上，本書是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五四時期。正因為這個視角，本書在「五四」這個熱門研究話題中依然獨特。這恐怕是出版社仍覺有必要將一本英文舊作出中文版的主要原因吧！我個人感覺中文版在當下出版正逢其時，因為不少年輕人渴求中國女權主義歷史知識。和我當年一樣，絕大部分人對這個歷史依然完全無知，從而產生許多曲解，還有不少青年學者也希望了解新的歷史研究方法。在這些方面，我認為中文版還是可以帶給讀者一些啟示。

二、  黨/國與女權

問：您怎麼解讀五四這些女權先行者所謂「共產黨就是利用婦女運動，沒有婦女運動」的說法？中共1950年就頒布了《婚姻法》，通常被認為在實現男女平等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答：本書的五位敘述者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有國民黨員、共產黨員，還有政治傾向不同的無黨派人士。上面這句話出自《女聲》主編王伊蔚的口述，我想共產黨員黃定慧一定不會同意。我選擇不同政治立場的敘述者，就是為了展示女權主義者中的多樣化。王伊蔚在民國時期是無黨派左傾人士，但以後的個人經歷和歷史變遷使她的立場發生了變化。她對自己以往接受的中共婦女解放論述開始質疑，主要是質疑將婦女運動與抗日救國活動綁定的中共話語。

1950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是共產黨內的女權主義者的傑作。她們把五四女權主義理念都納入了這部法律，通過國家權力來推進男女平等理想的實施。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在國家權力機構中奮力推進男女平等的歷史，是《尋找國家中的婦女》一書的主題。該書一個主要目的，是解構看似鐵板一塊的「國家」。而「中共」這個詞在您的問題中就意味著是男性。這本書是從社會性別角度對「黨／國」的研究，也是《五四女性》的續篇，講的是加入了共產黨的五四女權主義者的故事。她們的歷史也被抹殺遮蔽了。

問：中國近代歷史上，女權主義和國族主義之間是什麼關係？有人認為，女性也許從男權、家庭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最後卻還是落入了國族主義的桎梏當中，並無真正的婦女解放。您同意嗎？

答：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女權主義是搭載著國族主義這輛車進入主流社會的。正是在晚清中國面對列強崛起，士大夫們對泱泱大帝國的存亡有了危機感，才開始了改革或革命的行動。在這個歷史大變局中，男性精英們規劃的改制藍圖不可避免地觸及了傳統的社會性別制度安排和習俗，哪怕是僅為了強種保國、提升國力的廢纏足、興女學，其客觀效果是鬆動了幾千年對女人的禁錮和約束。清末革命派引進的男女平權作為中國步入現代文明的標誌，則更是對男尊女卑的直接衝擊。清末一代才女敏銳地把握住歷史機遇，借助於國族主義議題勇敢地闖入公共空間，出現了秋瑾、何震、唐群英等眾多第一代女權主義先鋒。鑒於中國傳統性別規範不允許良家婦女拋頭露面，所以進入男性主宰的公共空間和男人盡同樣的社會責任，就成了中國早期婦女解放男女平權的核心內容。於是，救國不再僅僅是男人的責任，女子喊出了「國家興亡，匹婦有責」。若無「救國」提供的合法性，實在難以想像還有什麼突破口能讓大批良家婦女打破千年規範的婦道，或拋棄家庭留洋學習，或遠離父母孤身去大城市求學，或湧上街頭參加愛國運動，或闖入傳統男性領域開闢新事業。所以，對絕大多數早期女權主義者而言，甚至直至抗日戰爭期間，國族主義是她們闖入男人世界的通行證，也是她們向世人展示女子在任何方面都不弱於男子的性別表演舞台（如秋瑾寧願砍頭也不甘落後於男烈士）。但這不等於救國活動本身是她們的終極目標，她們始終關注這些活動的性別涵義，以及在戰爭中婦女兒童的利益。

國族主義的內涵也是不固定的。新文化人士也追求國家的現代性，但他們認為中國這個古老國家若想實現現代化，中國婦女就必須成為擁有平等權利的獨立個體。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婦女解放」、「男女平等」這些詞語成了現代性標誌，被大批知識男性擁戴。這種國族主義想像與女權主義追求不矛盾，當然不等於貼著這類現代性標籤的男性能言行一致，在日常生活中去踐行男女平等。而後來在不同的語境中國族主義內涵發生變化，與女權主義發生衝突時，國族主義議題總是有優先權。我們必須記得，早期女權主義與國族主義的纏繞產生於20世紀初具體的歷史背景中，大多數早期女權主義者也同時被這兩種話語所建構。就如同今日國族主義高漲，即便是女權主義者也未必都能清醒剖析國族主義的問題，尤其是當擁戴國族主義符合個人利益或能給個人以安全感、歸屬感時。

任何國家都離「真正的婦女解放」尚遠，男權根深蒂固的中國更不必說。歷史地看，國族主義作為中國女權主義誕生的歷史背景，有其積極意義。兩者纏繞的負面意義還需要後代女權主義者們去剖析正視，並以史為鑒，看看在不同歷史背景中又出現高漲的國族主義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麼，以便在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決定自己在特定歷史時刻的選擇。

問：您的書中用「女權主義」對應「feminism」，但在內地，大家通常用「女性主義」。這種表述上的差異，說明了什麼？

答：Feminism在20世紀初剛進入中國時，有多種譯法，體現的是人們對這個英文詞詞義的多種理解以及引進的不同來源。除了「女權主義」，當時流通的詞還有「女子主義」、「婦女主義」、「女性主義」，以及音譯「弗彌涅士姆」。1920年代有名的男性女權主義者章錫琛，曾任《婦女雜誌》主編，主張用這個音譯詞來全面把握「feminism」的意義，那不僅僅是對平等權利的追求，而是要做「心的革命」。不過音譯詞在漢語中難以流通，況且「男女平權」一詞在晚清就出現了，對「feminism」作「女權」理解更容易傳播。到了五四時期，「女權主義」上升為主要的譯詞在主流社會流通，它也是象徵著現代性的正面詞彙，國父孫中山都說要伸張女權，我書中的五四前輩也理直氣壯地用這個詞。

由於在早期中共革命過程中，已經用「無產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同「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做了區分切割，故「女權主義」一詞在毛澤東時代消聲滅跡了。1980年代女學者們開始介紹西方女權主義著述時又調遣起這個詞，但因為1989年後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權」字的政治敏感度上升，所以出版界為避免政治麻煩，提議將已經安排出版的「西方女權主義文學理論」之類的書改名爲「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直到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界全都用「女性主義」。

另一個歷史背景是：1980年代內地開始批判毛澤東時期的男女平等政策，一種「女性味」的話語迅速上升爲主流社會性別話語，即毛澤東時期的男女平等把女人男性化了，現在撥亂反正，要恢復自然女性氣質、做有女性味的女人、做有傳統東方女性美德的女性，等等。在這個背景下，「女性主義」常常被誤解為「女性味」話語的標識。也因為這種混淆，「女性主義」顯得溫和、不咄咄逼人，也較容易被男性接受，所以能得到更廣的流通。

我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社會性別話語變遷的學者，對詞語背後的政治意義有較清晰的把握，故無法以權宜之計接受在特定語境中語意有問題的詞語。此外，在對中國女權主義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我更清晰地看到對女權歷史的抹殺遮蔽與對「女權主義」一詞污名化的政治運作密切相關。作為一名歷史學者的責任感促使我要堂而皇之地、坦蕩地用「女權主義」這個詞來抵抗污名誹謗，儘管我完全贊同章錫琛的見解，理解這個詞並非準確地譯出了「feminism」這個英文詞的複雜含義。「Meaning lost in translation」是跨文化傳播中的常態。

三、  用行動續寫中國女權主義歷史

問：您說不僅要寫女權的歷史，更要做女權的歷史，為什麼？

答：我認為要把前輩開拓的女權事業繼續往前推，後輩需要有行動。挖掘男權根基絕非一兩代人就能完成的事業，需要前赴後繼的不懈努力。當然我寫女權歷史也屬知識生產的行動。但既然我看到還有其他行動空間，那我就去做。我的研究使我認識到五四女權話語對建構新女性主體性的重要作用，於是我以推動女權話語的發展為己任，尤其是在1980年代中國社會性別話語發生嚴重倒退，各種等級權力關係被自然化、合理化的歷史背景中，發展女權主義批判性分析框架顯得格外重要。而21世紀女權主義的一項重要議題是建構新男性主體。女權主義並非女人的專利品。所有希望改造男權體制文化的人，都可以參與女權主義行動，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地從事「心的革命」。

我的具體行動就是和國內學者一起推動婦女與社會性別學在高校的發展、辦研討班培訓師資和研究生、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介紹前沿學術動態、翻譯女權主義學術著作、開設「女權學論」網站，等等。2019年前，每年在國內的這類活動使我接觸到眾多國內高校老師和學生，以及國內做民間婦女組織活動的同仁，這不僅有助於我深入了解國內高等教育界情況，也等於是在做當代女權運動歷史的田野調查。我對當代女權活動的研究除有研究者角度之外，更是以實踐者的身分進行的，親身體驗過的甜酸苦辣自然會加深我對許多事物的認識，有助於我的學術著述。不過許多有意思的個人經歷我尚未有機會書寫，等合適的時機吧。

問：為什麼您在書中說，女性的權利，只能由女性自己爭取？您認為什麼樣的兩性關係，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答：這是基於我的歷史研究，看到每一個突破性別藩籬的行動都是女人自己在做，每一項男女平等的措施或公共政策背後都是有女權覺悟的女人發起和推動的，往往還要經歷千辛萬苦的努力才能實現一個具體的進步。比如《反家暴法》出台的歷史過程就是如此。1995年世婦會上，官方統一口徑是否認中國有家庭暴力，直到經過20年來體制內外女權主義者的不懈推動，到2015年底《反家暴法》才終獲通過。中外歷史上都有男性書寫對男女平等的贊同和倡議，但在日常生活或公共領域提出和落實婦女具體的平等權利，則都需要婦女自己的勇敢、智慧、行動。當然我也希望21世紀我們可以看到日益增多的新男性出現，他們能放棄性別特權，能真誠地將女人作為有尊嚴的平等的人對待，改變男權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主動和新女性一起身體力行地打破各種等級制，那將會是一種新的歷史局面。反性騷擾的議題也只有當相當數量的男性不再把女人看作性工具，開始努力拋棄男權性文化行為方式，才有望從「頭條」位置消退。

理想的人際關係是平等無歧視，無論性別、階級、種族及各種今日依然意味著權力關係的差異性類別。這當然是理想，還遠非我們的現實，但我們只是希望通過每一代的努力逐步縮小各種等級差異。每一種性別內部的差異大於性別之間的差異，即生殖系統的差異並不能決定各人的人生道路和成就，而社會建構的男女性別規範則依然在影響著特定制度中男女的不同發展軌跡。在人為設置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禁錮被拆除後，過去一個世紀裏，公共領域中大批女傑在各行各業中的非凡成就，已經證明生物性差異不是男女發展的決定因素。同時，依然存在的傳統性別規範，比如對賢妻良母的要求、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等等，使得女性至今依然要承擔更多的再生產勞動，且往往是要在生產領域投入與男性同樣的精力、時間的情況下。這當然會影響女性的職業發展和收入水平，尤其是在缺乏公共政策來支付再生產勞動的情況下。換言之，今日統計顯示的女性群體的弱勢，不是生殖系統決定的，而是男女平等公共政策尚不到位的證明，也是男性群體依然具有性別特權的表現。這也是年輕女性中不婚不育的比例增加的重要原因。在社會不支持再生產勞動的情況下，年輕女性拒絕讓生殖系統主宰自己的命運。

既然每個性別內部差異極大，再用傳統「男性」、「女性」角色去規範，必然會對無法符合規範的人造成壓抑。現代社會的趨勢是多元化，就應該開創更多的空間允許各不相同的人尋找合適的方式過適合自己的生活。有喜歡在社會上闖蕩的女人，也有樂意持家的男人，更有不管社會規定的條條框框，希望體驗豐富多面向的人生的人群。各盡所能，各得其所，恐怕是一般人嚮往的自由。強勢集團對弱勢群體的規範總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權力的強勢規範往往會適得其反。

問：著名女權主義學者瓊・斯科特（Joan Scott）認為，女性這個社會性別只是一套男性中心的話語建構而已，男女並無實質的差別，但反駁她的人說，如果只是一套話語建構，男女並無身體上的差異，為何很多女性深夜不敢出門？

答：美國女權主義者對sex（生理性別）與gender（社會性別）兩者的定義有大量的討論，在多種論辨中，一致的觀點是：社會性別是社會文化的建構。不僅是話語，還有社會性別制度性規範，如男女授受不親是話語，但制度性規範是女人不得進入公共領域求學、從政、經商等等，因此有了性別隔離的物質空間，在這種社會文化體制規範約束下形成的男女行為的差異不是由人的生物性決定的。至於sex與gender的關係是怎樣的？生物性的差異究竟在社會性別差異中起了多大作用？女權主義者持各種觀點。有人認為對性差異的關注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就如對膚色的差異給予社會意義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中發生的，其結果是導致了種族的權力關係。這種觀點並非否認生物差異，而是強調人跟人就是有各種生物性差異，但刻意凸顯某種差異甚至做出制度性安排來強化某種差異，則體現了權力的社會運作。同時也有女權學者主張關注生物性差異，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或消解社會性別差異。

女性深夜不敢出門卻並非因女兒身決定。在不同社會文化條件下女人對男性暴力的恐懼感就不同。我記得自己從小就習慣於獨自去影院看戲、看電影，日場夜場只要有票就去看，深夜散場一個十來歲的女孩獨自走在梧桐樹成行的街上，享受著喧囂大城市難得的寧靜，毫無恐懼感，父母也不擔心。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上海，意想不到的後果是普通市民安全感強。如今則大不相同了，不要說女孩，青天白日男孩上學都需要父母接送。拐賣男孩賣價更高。每到下午放學時，從小學到高中，所有學校門前都交通阻塞，有警車保護。我很難想像青少年時期在恐懼中度過是怎樣的感受。反對一切暴力是女權主義一項重要議題。

問：今天官方話語對女性角色的定位是在家庭、家教、家風建設中發揮獨特作用，還要求婦聯的家庭工作與生育政策掛鉤，幫助落實生育支持政策。您如何看待女權主義在中國未來的發展？

答：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中國出現了多樣的女權主義聲音和行動，尤其是1995年世婦會後十年間曾有各種民間婦女組織發展的熱潮，也有婦聯和民間婦女組織合作從事推動婦女權益的項目。過去十多年裏民間組織式微，婦聯領導自世婦會那代也換了好幾屆，局面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但是，有意思的是，女權話語的傳播卻以各種形式持續進行。隨著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提升（自2010年起高校女生比例超過男生），進入各種文化產業的年輕女性也相應增加。我注意到尤其在大眾文化生產領域，女權議題紛紛進入大眾文化產品，反家暴、反性騷擾等議題在電視劇中已不新鮮，表現女主角自強不息、追求事業的故事日益增多，取代了八九十年代讚美賢妻良母或年輕女性依附所謂「成功男性」的主題。年輕觀眾女權覺悟明顯提升，資本顯然看到受眾群體的變化，願意投資會受年輕觀眾（尤其是作為主要受眾的女觀眾）歡迎的影視作品。這個勢頭近年來較明顯。對比1990年代，各種雜誌廣告充滿性別歧視，甚至有雜誌封面赫然寫著「女人是床上用的」大標題，應該說世婦會以來女權主義話語傳播產生了明顯的社會效應。總之，中國社會各方面的不平衡和矛盾性是常態，退和進可以並存。如果我們記得20世紀初的興女學，造就了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影響深刻的五四新女性一代，那麼一百年後高校女生比例超過男生這一歷史性事件，又會在21世紀造成何種社會文化變遷呢？我們都可以暢想一番。從歷史的眼光看，我是樂觀的。

問：秦暉教授最近出版《娜拉出走以後：中國女權的世紀反思》一書，分析「鐵鍊女」現象，認為女權的大敵不是男權，而是極權，即極權壓迫女人，也壓迫男人，可謂實現了男女平等。您同意他的說法嗎？

答：我建議秦暉教授讀一下一個世紀前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專制制度的分析。晚清有何震論女子解放，已經清晰地提出男女有別、男尊女卑的性別等級是中國男權專制等級制度的基石。再到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抨擊封建家長制，推崇女權主義為改造中國專制主義的利器。那代學貫中西的學者的深刻洞見，在今日中國男性學者中實屬罕見。我們對女權主義的認識不能停留在平等權利的表層。女權主義要做的是挖掘男權專制的根基，做「心的革命」。秦暉語「極權壓迫女人，也壓迫男人」，但他迴避了最淺顯的社會事實：即使是最卑微的男人，他都覺得「打老婆」是天經地義的。最底層的農村男人都可以享受著女人準備好的卻上不了的宴席，或如董姓村民視拐賣婦女作性奴隸為常態。享受著性別和階級特權的精英男性，最深切感受到的是極權壓迫，而無數無權無勢的女人，在每日實踐中感受到的男權壓迫，是他們無法體驗的。正如白人難以體驗非白人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種族歧視，儘管這些白人也許正深切地感受著權勢集團的壓榨。浸潤在中國等級文化中、享受著性別和階級雙重特權的男性精英，若不重構中國男性主體性，男權專制必然被不斷複製鞏固。推翻皇權後這一個多世紀周而復始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採訪後記

歷史課上，每次講授婦女解放的歷史，我都會問學生，如何看待香港的男女平等問題。大部分的女生似乎都覺得男女已頗為平等，對現狀非常滿意。大部分男生亦有類似觀點，甚至有的抱怨女權太張狂，女性地位已在男性之上。不知道這種社會心態，是否是電影《醬園弄》票房不佳的一個原因？我也請教了王政教授如何看待香港的女權問題，她說：「憑經驗，尚沒有哪個地方『實現了』男女平等，區別在於涉及男女平等的公共政策的範圍有多廣以及實施程度有多深。一個世紀前周作人有句名言：看一個男人的高下，只要看他對女人的態度即可。也許這也可作為衡量香港男女平等程度的一個指標。」

本页面为《五四女性》繁体中文版的新书讲座视频及播客访谈。视频与音频内容比较相似，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观看视频或收听音频。

【视频】新书讲座——与陈雁对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5年7月12日，北京/香港时间上午10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Zoom在线活动。

现场未及回应的观众提问请参见本页面最后的文字回应。

【音频】重新思考五四：“她们”为什么消失了？（不合时宜）

2025年7月14日，剪辑版1小时16分钟（小宇宙，苹果，Spotify）

说明：本期访谈原音频较长，约2小时20分，发布版音频有所剪辑，可能有一些不连贯之处，望听众谅解。近期会在此处更新完整版文字回顾和/或完整音频。

【本期主播】王磬：微博@王磬，若含：微博@_R若含

时间轴

05:00 赴美学习历史，意外踏入女权研究

• 美国历史揭露殖民剥削，学术立场由争取富强转向平民尊严

17:38 初到美国，自豪于国内男女比美国更平等

• 中国男女收入比例更平等，八十年代“我们已经有 56 天的带薪产假”

21:16 第一次被质疑：为什么被性骚扰了，女性却要感到羞耻？

• 由旁观开始自省，女性主义深深地与“我”有关

28:52 被遮蔽的历史：五四运动也是一场女性运动

• 五四时期“铺天盖地的妇女问题写作”却被学界无视，档案馆里找不到妇女史料

43:30 为何五四男性热衷写妇女问题？

• 甲午战争创伤下，男性精英将妇女议题作为“改制突破口”

52:50 娜拉出走后就无路可走吗？

• 鲁迅笔下“新女性走投无路”只是想象，男性写作中的女性无法代表真实女性的境遇

59:49 一位新女性的历史：女校长陆礼华的故事

01:05:07 五四 vs 八十年代：男性从女权盟友变成反对者

• 历史不总是笔直向前，性别意识退步的警示

01:13:30 五四女权先驱的回响

【附录】出版社讲座问答

对2025年7月12日港中大出版社组织的《五四女性》新书讲座上观众提问的答复

• 王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下您对国内像“三月暴雨至”这样的博主目前在引用您的研究成果，向国内年轻女性普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女性历史（这段历史其实在国内女权和泛女权社群是空白）怎么看？您觉得应当怎样克服女性研究中国内断代的问题，谢谢！

答：“三月暴雨至”引用了我的英文专著《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我曾在国内有些学刊和研讨会论文集上发表过（是先有中文论文后将其修改纳入英文专著），或在国内教社会性别史的课上作为教材用过。所以当该博主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些章节但没说明出处和原作者，有时并说是自己的作品时，一些读过我的著作的学生发现了并告诉了我。我的著述被国内各种人以各种形式所用且不说明出处的情况早已有之，在国外这叫做剽窃。以前我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能让女权主义学术传播是我所希望的，虽然我并不赞同抄袭剽窃行为。这次我发现“三月暴雨至”直接大量传播《寻找国家中的妇女》内容并称是自己所作时，正值我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签约出版此书繁体中文版，版权归出版社，合同中明确规定不能在任何场合不经出版社许可发表著作内容。一些读过此书的读者误以为是我授权“三月暴雨至”发布此书内容的。为了避免误解，也为了制止在女权主义行动者中的剽窃行为，我直接给博主留言请她拿下那些文章。

我读了“三月暴雨至”读者留言，了解到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知识了解甚少，对国家女权主义者改造男权文化的努力更是闻所未闻。能让我的著作内容传递给青年读者正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感谢“三月暴雨至”博主对此书部分内容的热诚传播，但即使目的正义手段也需合法。好在此书中文版估计明年初即可问世，请关注的读者耐心等待半年。

妇女研究（或中国当代史研究）在中国断代是一个重大议题，折射出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弊病障碍。作为青年学子，首先需要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自己求知的束缚，尽力寻找途径突破各种壁垒，努力去了解各方面的史实。要有 “不甘做井蛙”的心态，要有探究真相的好奇心，才可能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

有兴趣了解中国女权主义历史和社会性别史的朋友可以上我的个人网页，上面有我中英文著述的书名及不违反版权的一些著述的电子版以及讲座内容。这些资源和大家共享，并且也提供一些学术信息供希望进一步探索的朋友寻找更多的资源。

衷心希望青年学子能加入探索历史的行列，不畏艰险，为创造新知识做出自己的贡献！

• 想请问王老师，毛时代的女性与五四的女性的差别在哪里？
• 想请问王老师：这一批被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女权主义者，她们使用的话语系统和前一代和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有什么不同？

答：上面两个问题有关联性，在此一并答复。五四女权在许多方面是对晚清女权思潮的继承。留日女学生（包括秋瑾、何震等）已经用自己对传统妇道礼教的反叛，展示了这代精英女子对千载难逢的历史大变局的深刻认知，勇于抓住历史契机来创造女界新人生的历史使命感。“男女平权”是这代女权主义者喊出来的，对儒家男尊女卑男女有别性别制度的理论批判也是从这代人就开始了（何震关于男女等级是各种等级制的基石的深刻论述即为一例）。陈独秀并非炮轰儒家传统的第一人，只不过他的时代有了更多的受众和充满激情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追随者。与晚清女权思潮一个较鲜明的不同之处是，五四新文化女权主义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这类知识分子因袁世凯称帝对政治手段推动变革产生失望，转而强调文化改造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的核心途径。即，从晚清男性精英鼓动革命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到新文化男性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批判，并且，这个批判是以西方的人文主义、个体主义、女权主义、进化论为武器为思想资源的。在这个逻辑中，妇女解放，即妇女作为独立的人有平等的权利全方位平等地介入社会文化改造，才是中华民族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简言之，在五四新文化话语中，妇女解放是现代性的标志。这是当时会有那么多受过教育的男性拥抱这个现代性标志的重要原因。注意，给自己贴上现代性标签不等于彻底认同妇女解放涉及到的各项实质性议题，更不等于认识到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将涉及到男性主体性的彻底改造及放弃男性在男尊女卑制度中的性别特权，大部分人是赶时髦而已，少数真正觉悟的男性确实有平等对待女子的心态。如周作人曾说：看一个男子的高下，只要看他对女人的态度即可。

尽管如此，当时有话语权的男性兴起的妇女问题大讨论使得“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女子的独立人格”、“反对包办婚姻”、“恋爱自由”、“教育、职业、社交一切领域向女子开放”等等议题迅速进入五四以后的主流话语，而五四那代女学生（我书中的主角）则是身体力行践行这些议题的先锋。是她们勇敢的实践突破了性别规范的种种森严壁垒，迅速有力地改变了民国城市社会文化景观。她们的实践包括个人职业选择、婚恋行为、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对公共事务的广泛介入等。这代妇女中保持独身选择全身心投入职业的比例很高，“职业妇女”作为集体名词的出现也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职业妇女自发的女权组织活动在民国时期很普遍。

毛泽东时期的国家女权主义者都是五四女权主义的参与者或继承者。五四女权主义者有参加国民党的，有参加共产党的，有保持无党派的。共产党的农村革命经历使党内具有城市背景的女权主义者有了农村生活经历，而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强调也使得党内女权主义者有意识地关注最广大底层妇女的权益问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以后，国家女权主义者竭尽全力推动城乡劳动妇女的发展和争取她们的权益，也力图将五四女权的愿景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化，如争取妇女在教育、就业、收入等各方面的平等。由于当时的城乡二元制度，国家男女平等政策的受益者主要是城市妇女。如五四女权主义者杨之华成为共和国第一任女工部部长后就推动产假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城市就业妇女在50年代开始就享受56天带薪休假，而农村妇女则无法享受国营企业或集体单位的这类福利。由于国家这类平权政策主要在城市有实际意义，城市女青年对男女平等政策作为天经地义的存在接受。同时由于国家接管了各方面各种事宜，共和国公民没有多少自发行动的空间，更不可能自行建立组织。所以社会主义时期就看不到像陆礼华那样22岁就创办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建立女子篮球队，自己筹款带队去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比赛这类事情。个人的创造性能动性的表达在“被解放了的妇女”群体中不易见到。或者说，创造性能动性被指引向国家需要国家允许国家鼓励的方面去，并通过党组织许可来表达。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是毛泽东时代青年男女的特点，而非五四新女性有意识地突破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种种能动性表达。当然，“做贡献”的过程也可能展现自己的才干及获得个人发展，但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要否定的。

五四女权主义者变为国家女权主义者，她们运作的场景极大不同了，既有更大的权力，又有更大的束缚。可以出台《婚姻法》带给亿万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又可能自己都随时被压制遭迫害。毛泽东时期各种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中就有许多国家女权主义者。在体制内男权的阻挠下，国家女权主义者在建国的头十五年间虽然在推动有益于妇女的政策出台及实施有许多成就（如扫盲提升妇女文化程度、提升母婴健康水平、提高妇女就业率、促进妇女进入传统男性就业领域，等等），但是离她们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愿景相差很远，她们所聚焦的“封建残余”（男尊女卑社会性别制度、父系男权家族制度、男权性文化观及习俗等等）远远未能肃清，以至于在第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80年代告别权力舞台后又全盘卷土重来。

• 想请问王老师，对于现在网络上女性观点分化的现象如何评价，如部分女性站在男权阶级的立场，部分女性自认为是中立女权（认定男女平等，不认可女权），部分女性是激进女权。同时网络上对于女权污名化的现象严重，很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敢宣传女权思想，想问王老师，对于在现实中处于这种艰难处境的女权主义者有什么建议

答：社会性别观念的对立冲突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在男性中心社会中，不仅男性大多站在男权立场，不少女性也会认同男权立场，因为那是主流立场价值观（葛兰西定义的“霸权性话语”之所以“霸权”是因多数人的consent -“同意、允许”）。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因为国家女权主义的推动，男女平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官方话语中对表现“封建残余”的大男子主义、性别歧视、厌女症等现象有所批判压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清除了）。但后毛时期的反弹则使男权话语和行为变本加厉地四处横行，即，出现了严重的历史倒退。对女权污名化就是男权阻挠妇女解放进程的一个方面。 即使认同男女平等的女性也不敢自称女权主义或公开支持女权主义者也是男权话语占优势的一个证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勇于在劣势中不放弃自己对正义的追求并大胆发声的人总是少数（从比例上说）。对敢于清醒地选择站在少数派立场上坚持女权事业的青年人，我有几个建议：一，抱团取暖，寻找志同道合者交友，知道你并不是唯一的孤勇者；二，策略行动，不必不分场合地贴着女权主义标签宣传。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合法行动，把男女平等推成国策的也是体制内女权的行动成果，我们不必抛弃这个体制资源。在宣传男女平等原则后可以指出男女平等原则就是女权主义的原则之一，以此纠正对女权主义的污名。三，传播女权主义学术文本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什么是女权主义，而非以讹传讹，在无知中随大流。（《五四女性》应属于较通俗的中国女权主义历史书，可以广为传播：）四，女权主义者也是多样化的，有各种观点见解的冲突。可以理性辩论，但不必因自己的立场观点取居高临下的态度或占据道德制高点贬低她人，那是有悖女权价值观的行为。同时需要有自省能力，探究自己的观点见解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有因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造成的局限性和偏颇之处？要有纠正自己的勇气和渴求成长的开放心态。五，因为国家对网络及任何公共言论场所的控制，需时刻记住，你看到的都是国家许可的，而绝非事物的全部。你甚至需要问：为什么国家许可这类言论而非其他？意图何在？

• 老师在序言中提到“美国妇女史”学科、美国学者做的中国妇女研究都给您很大的启发，我个人想多看看这些好的文献拓展自己对于当下历史状况和个人生活的理解，想请问老师有没有更多的好的学术文本推荐？（《五四女性》已订购）感谢感谢

答：英语学术界的许多中国妇女研究著述都有中文版了，可看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关于中国妇女研究的系列，以及历史学者贺萧一系列专著的中文版。我本人的网页上有我对中国妇女研究的中英文专著和论文集。此外，密西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口述项目中有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访谈（中文）录像和文字版，是了解世妇会以来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途径。“女权学论”网站也有许多文字和影像资源，但需要VPN。希望了解历史、了解世界以便更透彻地了解自己的青年人都应该竭力突破各种障碍去获得新知识与分析工具。

• 想请问王老师：五四时为了解放女性，在白话文运动中发明了“她”这个字，从“他”这个字分离出来专指女性。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而如今随时代发展，女性已不满与被“他们”这个男性化词语囊括。与之同时出现的不满现象还有现今仍在用“先生”称呼上个世纪的女性杰出学者。现在的一大观点是我们需要创造出新的、适合女性的、不再模糊性别的称呼杰出女性，王老师如何看待这种语言上的革新需要呢？

答：词语从来都不固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汉语与印欧语系在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性别中立，动词名词不具有阴阳性变化。近代以来因翻译需要，汉语出现了“他”“她”男女有别的人称代词，及强调生理差异的“女性”“男性”（对这类词语变化历史的分析请参见《男性研究》前言）。当时对造出与西方语言对应的词语也有许多争论。我们需要考虑：是继续西方语言传统造出一系列阴性名词？还是继续古汉语惯例称谓名词中性化？当然，在中国文化中亲属关系的称谓早已清晰精准地标识了性别辈份等级，还有男权社会中形成的女字旁的贬义词。由于女人在历史上不得进入公共空间，许多标识职业地位的名词历来仅用于男人且无性别标识。如果“先生”不能用于女性，那“教授”“学者”“大师”“师傅”等等众多名词是否都需要造一套阴性词出来？这可是和国际潮流相悖的。英语世界在上世纪中叶就开始抛弃诸多标识性别的名词，以中性名词替代（waiter/waitress–>server, steward/stewardess–>flight attendant, fireman–>fire fighter, congressman/congresswoman–>congress member, policeman/policewoman–>police officer, newsman–>news reporter等等），背后的女权主张是：公共领域的各种角色没必要凸显基于生理的性别差异。总之，我不了解目前国内对于造阴性名词的热衷背后的理念和逻辑是什么。有点担心强调“女性特点”的趋势是否会与80年代制造并开始流行的“女性味”话语合流？我需要深入了解制造阴性名词需求背后的意义才能做出判断。我对“女性味”话语的分析批判可见《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我个人网页上有电子版），以及即将有中文版的《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的第八章。我个人觉得提倡改掉女字旁贬义字可能较少争议，并通过这个倡导引起公众对传统男权文化中问题的关注。

• 近来在听李雯主理的“海马星球”播客，非常喜欢，王政老师知道海马星球播客吗？您怎么看当下的女权主义者用播客等新媒体手段来普及女权主义思想的行为和做法？

答：抱歉我没有听过这个播客。我认为女权主义者利用一切媒体来普及女权主义思想是我们需要大力支持的。如我书中介绍的，是20世纪初女权主义话语的传播才有了现代新女性主体身份，是她们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这项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当代女权主义者需要继续巩固发展女权主义话语，让更多的人加入女权行列，并呼唤21世纪新男性主体的诞生。

• 21世纪新男性需要具备什么特质呢，在推动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平权过程中需要发挥什么作用呢

答：新男性首先要有自省能力，能用批判性分析框架去解构“旧男性”的内涵。 与20世纪初出现的现代新女性相对照，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百多年的现代化主要是女人的现代化，即出现了古代所不存在以新的社会性别话语构建的新女性主体：独立自主不以婚姻为谋生之道全方位介入公共社会追求平等和人的尊严。 而男性虽然享受了现代性的物质生活、许多新科技生产创造者也为男性（器物的现代化），但对比古代男人，活动场所、职责要求、何为男人的主流界定标准及价值取向等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并未见根本变化。依然将“外”定为男性领域，读书做官（官本位文化不见式微），升官发财，追求权势，崇尚等级， 做着皇帝梦， 不能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可依据大小不一的权势占有不同数量的房产和女人（公布的落马贪官都有这类“标配”），秉持男权性文化价值观，依然将女人视为性工具，心安理得地借权势占有性资源，所以性骚扰风行（比男女授受不亲的古代更方便），等等。因为不能平等对待妇女，所以面对今日社会中比比皆是的有才干的女人便产生深度的男性焦虑。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这类男性精英哀叹“二万万食利者”分了“二万万生利者”的利（男人为生利者），以及新文化时期许多男性感慨中国是“半身不遂”的社会（女的这一半废了）这类完全不符合史实的男权言论相比，今日面对变化了的女性群体，又出现了“阴盛阳衰”及其它种种厌女的男权话语，进一步彰显了主流的中国男性主体性尚停留在前现代的不幸事实，离心灵的现代化距离尚遥远。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有特权的人自动放弃特权。要看到自己在男尊女卑社会中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性别特权，这对独生子女这代人中的城市男性不容易，对处于底层阶级地位的男性更不易，因为独生女儿不太容易遭遇历史上极其普遍的被兄弟剥夺发展权的境遇，尽管父母可能因生女儿终身抱憾； 城市居民不分性别享受的特权使具有农村身份的底层男性难以体验性别特权，尽管他回到村子里可以上女人上不了的男人聚在一起喝酒划拳的宴席（收拾残席又是女人的活）。今日中国男尊女卑依然普遍存在，是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铁链女”这样的性奴隶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存在的制度性根源。除了理性剖析“旧男性”内涵之外，青年男子能否在日常行为中放弃自己习以为常的性别特权、 纠正性别等级观念及男权性文化行为，是衡量他是否具有新的男性主体性的基本准则。我们可以重温一百多年前周作人名言：“看一个男人的高下，只要看他对女人的态度即可。”男性主体性重构是一个自觉学习修炼改造的过程，要达到高度境界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尤其在当代厌女言论甚嚣尘上，性别冲突被用来掩盖阶级矛盾的历史背景中。

今日中国知识男性经常对种族歧视深恶痛绝，同时却对性别歧视无感。这种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和同理心的表现，使得重构男性主体更为艰难。但我还是寄希望于生长在高科技时代的青年，在他们具有不做井蛙和笼中鸟的科技手段时能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学习掌握新知识、包括剖析自己的理论工具，理性地思考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样的男人有什么样的人生，做出明智的选择。不认同“旧男性”的构成可以是青年男性获得心灵解放的关键第一步。自己先去学习消除各种等级平等待人的言行举止，革除居高临下心态及知识男性的优越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在无意间成为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发展的障碍，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亲密关系中；有可能的话携手其他男性共同打破“旧男性”桎梏。能身体力行地做到这些，我认为就是境界相当高的新男性了。

• 王老师好！在您的书中，我印象深刻的是黄定慧提到共产党内对妇女独身主义的批判。在我阅读共党女性回忆录时候，刻骨铭心的是她们在生育上的苦难，进而思考革命时独身主义的重要意义。但因为阅读量较小，不知道还有什么当时共党内对独身主义的批评?是否有相关研究和史料?不知是否有共党内长期独身的女革命者？

答：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许多青年男女信奉“独身主义，”包括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但后来能坚持下来的男性没听说过（越共领袖胡志明算列外，但听说他年轻时有过爱人，提到他是因为早年他曾在中国和中共关系密切）。在那代职业妇女中坚持独身的可能是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因为有了经济独立，这些追求独立人格的事业型妇女就不必以婚姻为谋生之道了。我书中的陳詠聲即为选择独身的职业妇女。而加入共产党的妇女，虽然参加革命大多是因为性别压迫（逃婚是一大原因），起初也打算独身，但因党内性别比，能拒绝组织安排（以革命需要为名的包办婚姻）的女青年终究不多。我听说过有一位女扮男装的革命战士一直未婚（没人提及她的性取向，只听说她蛮“男腔”的），她的事迹还拍成电影。中共女性领导人中只有一位未婚的，吴仪，而她是建国后入党的。革命中丧偶未再婚的有一些，章蕴为一例。更多史料恐怕要在女共产党员的回忆录中去搜寻了。中国妇女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80年代出了不少回忆录，都是女党员们在告别历史舞台前的最后一搏，值得一读。

• 王政教授可以说一下对于在中国大陆（以及现在的香港）争取权利（当然包括女性权利），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宪政”的改革也似乎是被逼无奈，也似乎不充足，即没有人的权利是有保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和所有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and persons 的权利如何争取呢？

答：可以利用官方依然保留的对平等权利的承诺，哪怕仅仅是文字上的，在可行的情况下通过策略博弈来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在体制内谋略的种种做法可以借鉴。参见即将有中文版的《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体制内外有觉悟的人联手推进会有效一些。可以去了解《反家暴法》出台的历史过程。1995年世妇会上中国政府还矢口否认中国有家庭暴力。经过20年体制内外女权主义的不懈努力，2015年底《反家暴法》终获通过。当然如何实施依然是挑战。女权主义推进社会文化改造以及弱势群体的权益争取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对这个前提要有充分的认识。不难的事还需要我们前赴后继地去做吗？

• 想问一下老师，以“女性史”来划定研究领域是否存在某种困境？就是对于这个研究领域之内的人来说，性/别意识很重要，但对于女性史研究领域之外的历史研究者，可能会下意识忽略掉。但性/别意识应该纳入历史学研究者普遍的思考之中，而不是只在女性史研究之中？刚才老师提到了女性史为了应对女性不被历史看见的边缘化困境为自己划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研究领域，但这种划定是否也让“女性”被限定在女性史之中，而不能走得更广？如果存在这种困境，如何破除这种困境呢？

答：在美国学界，从“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到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就开始了，同时“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历史分析范畴也在那时开始确立。请见琼.W.斯科特发表于1986年的名作“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文版收入译文集《男性研究》，王政、张颖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读了这本《男性研究》你会理解社会性别史包括男性研究。关于社会性别在中国研究中的使用，见贺萧、王政合著论文《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这篇文章和其它相关历史著作可在我个人网页上找到。我的两本专著既是中国女权主义历史，也属于社会性别史：《五四女性》是对五四时期的社会性别分析，《寻找国家中的妇女》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社会性别分析。

• 王老师你好，想请问女性主义研究者如何看待像酷儿、跨性别等在性别身份方面更加复杂和边缘的群体，特别是在一种指派性别（性别本质主义）不适用的情况下？

答：女权主义对二元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的批判是各种复杂边缘性/性别群体出柜发声的前提，后者是对前者对社会文化批判一个方面的发展延续，是盟友。但近年来美国女权主义部分群体对跨性别群体在体育竞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主要是围绕青春期前为男性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性运动赛事是否侵犯了生理性别自出生即为女性的运动员权益的问题。在中国尚无这种情况，我尚不了解国内多元性/性别群体是否关注这类议题。

• 《五四女性：现代中国女权主义先行者》，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5年（本书为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中文增订版）。书中参考的部分史料请参见网站对应页面。

中文版序

本书英文原著的初稿源自我1995年完成的史学博士论文。1999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英语学术界关注，因为这是首部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五四时期的历史著作，并主要以我对五四女性的访谈作为第一手资料，书写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轨迹。我完成本项研究迄今已有三十年，此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令我感慨良多，当年作为学子为本项研究所做的努力依然历历在目。我想中文读者可能会对本书的写作背景感兴趣，在此就以“个人学术简史”的形式谈谈我如何进入这个领域、这项研究对我个人的意义，以及今天我对自己三十年前著述的反思。

对女权主义史学由无知到着迷

1985年，我被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系录取，成为美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出国前，我刚在美国福布莱特文化交流项目举办的高校师资培训班学了一年美国史，结业论文题目我选了“美国的职业妇女”。可能当时我作为高校青年女教师，在事业和个人生活方面都觉得有些困惑和迷茫，所以想了解一下美国职业妇女是啥情况。总之，班里只有我选了个与妇女有关的题目，那位美国男教授也从来没在课上讲过美国妇女。同班的一位老师得知我论文写美国妇女，并且即将去加州大学学习美国史，就找我说，美国史学会的秘书长刘绪贻教授想约我为他主编的美国史丛书写一部美国妇女运动史。¹ 在那之前，我连一篇文章都没发表过，一下子有人约书稿，不免受宠若惊，连忙答应下来。去历史系报到时，我就直接找了位美国妇女史教授做我的导师，专业研究领域自然也定了妇女史。当时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写作任务的考虑，压根儿没想过我要做妇女史学者。在那个阶段，我对文化比较研究兴趣最浓，选了不少这方面的课，后来还获得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课程的结业证书。

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妇女史的各门课程让我感觉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啥都没见过，啥都新鲜。1985年美国大学教的美国通史已经普遍运用社会性别（gender）、阶级（class）和种族（race）这三个主要分析范畴，妇女史更是处处体现了女权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概念，对制度性、结构性不平等的剖析充满独到见解，每一部专著都解构了某种神话，或质疑了前人的一些定论。如果说这些特点是美国史学著述的共性，那么妇女史又以独到的视角审视了传统史学从未关注过的领域。学习美国通史已经使我恍然大悟：“哦！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写的！”学妇女史更让我感慨无比：在我们中国学界尚未想到过的领域中，她们已经用笔如篦子般细细篦了一遍。婚姻、家务、生育、育儿、性活动、就业、职业、参政、教育、社会运动、社团活动、娱乐，等等等等，各种族各阶级的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许多历史专著作详尽的、各有侧重的阐释和探讨。这大量的著述作为高等院校历史课和妇女学课程的读本，成为年轻一代的新知识。我以美国妇女史专业学生和中国来的研究者的双重身分，在与中国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比较中，清晰地看到美国女权主义学术活动对社会文化的改造作用，以及女权主义学术在中国学界的空白。每每手捧着一本美国妇女史专著阅读时，内心就会有种骚动：像这样的研究在中国还没人涉及，而我是能够做的。第二个学年尚未结束，我已打定主意：完成了美国史专业硕士学位后，我要学中国史，做中国妇女史研究。

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妇女

幸运的是，在我转到中国近代史专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那一年，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正好调到我校历史系来了。她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推动妇女史研究的中坚分子。美国高校教中国史的教授本来就不多，能教中国妇女史的更是凤毛麟角。于是我如愿以偿，顺顺当当地有了一位以扶持培养妇女史学者为己任的博士导师。日后我在国内各高校讲课时，经常有研究生对我苦恼地诉说自己的男性导师如何反对她们做妇女研究课题，我在愤慨之余，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好运。

在曼素恩教授开设的中国妇女史课上，我很快接触了西方学者这些年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成果。读着西方学者写的中国妇女研究专著，我的感受很复杂。西方学者在受到地域、语言和中国政治环境的限制下出了这么多专著，可见这些学者的执着，我被她们的精神所感动。虽然与美国妇女史著述相比，1980年代西方关于中国妇女的研究涉及的领域要窄得多，课题的设计和问题的分析也不够复杂深入，但这类研究在国内尚未出现。我们中国学界何时能出这样的学术成果呢？我为这显而易见的差距感慨而焦急。几部主要著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了剖析和批评，书中的一些洞见令我深受启发。比如对国家父权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巩固的分析、对妇女解放未能改造父系家庭和婚姻制度及其后果的透视等等，这些从社会性别视角重审中国历史所迸发的新见解，以其独特的穿透力深深震撼并启发了我。字里行间跃动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更是令我倾心。

与此同时，对大部分著述我又有一种说不明白的不满之处，捉摸许久才悟到：我对中国妇女在这些著作中的缺席感到不满。进入199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界的主流是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判性理论在西方人文学界的上升。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对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著述中的问题才看得更清楚。她们的长处是分析体制性、结构性的弊病，短处是见制度不见人。究其原因，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受原始材料的限制。因为中国长期与世隔绝，不仅中国人对外界隔膜，国界之外的人也难以实地考察了解中国，中国研究专家也只能靠官方出版物来做分析判断，得到的中国印象自然局限很大，也无法呈现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经历。但在中国妇女研究著述中，不突出展现妇女的能动作用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东方主义的影响——即使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也往往难以完全摆脱这种视角的局限。在西方人的叙述中，包括早期西方女权主义的叙述中，中国妇女大多被描述成缠足、文盲等形象。尽管在女权主义的著作中这类形象的突显是为了说明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但它同时强化了中国妇女是弱者的刻板模式。这模式恐怕限制了一些中国妇女研究者的想像，以至于在设计研究课题时没有把寻找中国妇女的能动性列为主要内容。而同期出版的大量美国妇女史著作就截然不同，你总能从中看到充满生气的、强有力的女性人物。

我这个有着美国妇女史背景的中国学生早就感到不服气：我就不信中国妇女比美国妇女弱。从古至今我们有无数的巾帼英雄，美国大众对此是闻所未闻的。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我就见过许多不属于弱者的妇女。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弱者。正因如此，当我在美国看到中国妇女被表现为弱者和牺牲品，就感到特别不舒服。我这种情绪在美国女权主义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中有所化解，但是一个情结不散：我要通过我的笔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妇女。

追寻女权前辈的足迹

作为出生在1949年后的上海、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女青年，我没有质疑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妇女的大救星”这个官方定论。我的人生经历很顺利，在家是受到父母宠爱的小女儿，上学工作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女的而受到歧视。相反，有好几次因为是女的而获得男性所没有的“优待”，比如作为知青在农场生活时被挑选去广州交易会当讲解员、被挑选去主演一部电影等等。1977年恢复高考，我以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考上大学，在大学里被评为市“三好学生”，还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又被留校当大学老师。在我看来，我的人生就是1949年后中国妇女被解放的写照，尤其是在同我母亲的强烈对比之下。我母亲是裹过小脚的文盲，包办婚姻嫁给我父亲，生了九个孩子，操持家务一辈子。我母亲在我眼里就是中共宣传中的旧社会被压迫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我的认知中，在“旧社会”不存在有自我解放的女人。

在美国妇女史课堂上学习女权主义历史，我开始产生问题：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都是女人自发搞的，怎么中国妇女解放就是被动的，需要等大救星来解救的？那大救星没诞生前中国女人都在干嘛？转到中国妇女史学习后，从书中我了解到20世纪初中国有过女权运动，但那些著述都没有追踪它的来龙去脉。我在出国前就从官方叙述中听说过“失败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说法，国外学者倒没有用这些负面的词去定义，但是也没有正面说清楚那女权运动是怎么回事。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开拓学者玛丽莲・杨（Marilyn Young）在英语世界第一本中国妇女研究文集中，就问道：我们不知道当年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下落，参加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命运如何？留在城市的女权主义者后来怎样了？我的好奇心被这些问题给刺激起来了，想追根究底，把我脑子里更多的疑问都搞搞清楚。

在国内一直接受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失败了。对美国女权运动的考察使我了解到，虽然女权运动最初由中产阶级妇女发起，但它涉及的妇女问题则涵盖了各阶级各种族妇女的利益，一个多世纪以来也是因为各阶级各种族的妇女的广泛参与，才会跨越国界，不断发展蔓延成为全球的妇女解放潮流。这个基于社会性别、包含多阶级妇女利益和冲突的复杂动态潮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所无法界定涵盖的。但是中国的女权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它在20世纪初出现过，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妇女的自发社会运动能够出现？哪些人为了什么成为女权主义者？她们在何时又为何消失了？中国女权运动与美国女权运动相比会有哪些异同？……我被自己脑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迷住了，决定博士论文就做这方面的研究。

1992年夏天，我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回到我的老家上海，开始了为期13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在我的论文前期研究中，已经了解到20世纪初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几个大城市的女权活动都很活跃，但是我回国做研究没有任何资助，缺乏经费去外地调查。还在哺乳期的婴儿也让我无法出远门。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只能缩小研究的空间范围，扎根上海开展调查。由于几部出色的美国妇女历史著作都是基于丰富的个人资料，如书信、日记之类，我也希望能找到当年女权活动家的个人资料，来深入探究她们的内心世界，于是遍访上海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史料收藏处，询问是否收藏妇女的个人资料。接待人员一听到我的问题，就流露出奇怪与不屑的神情：“我们这里不收妇女的资料。”上海图书馆的馆员告诉我：“我们这里只收藏名人手迹，有孙中山和鲁迅的书信。”我明白自己犯傻了，真是美国待久了，忘了国情了（自从1960年代女权运动以来，美国妇女自发筹款在全美多处设立妇女档案资料库，这也是美国妇女史学术繁荣的一个基础）。心想还是找幸存的妇女活动分子访谈，希望大一些。通过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网，终于幸运地找到了一群出生于1900年到1907年的当年的妇女活动分子，她们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访谈要求。用口述材料为主要史料，不是我预先的设计，而是无奈中另辟蹊径。

这些老太太的历史叙述使我震惊和激动：解放前竟有这么大一群职业妇女早在自觉地追求妇女解放！我竟然对这些杰出女性在推动妇女社会进步的艰难历程上所创立的业绩毫不知晓！显然，我面对的是一个被历史抹去的群体。这些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妇女很清楚自己今日的处境，一些人始终不甘于被历史所淹没。1930年代创立《女声》杂志的主编王伊蔚为自己准备了一块墓碑，刻上了请朋友写的碑文，记载了当年一起从事妇女活动的女友们的姓名和事迹，希望借此让后人了解她们这一辈人的奋斗历程。我庆幸能亲耳聆听她们的自述，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为这一代女杰写出对得起她们的墓志铭。

但我在返回美国时又很忐忑不安，因为从没见过史学博士论文是用口述材料作为主要史料来写的，我的导师们会接受吗？可我的写作冲动是如此强烈，心想，若不接受也罢，我反正早晚会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的。没料到，曼素恩教授读了我的访谈录音的英文转录稿后，立刻约我见面。她挥动着厚厚一叠访谈文字稿，满脸兴奋地对我说：“王政，这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得到导师的首肯和支持，我半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和答辩，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回国搞女权活动去了（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活动以及和女权同仁们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后来才知道曼素恩教授直接把我的博士论文推荐给了加州大学出版社。

用行动续写中国女权主义历史

1992年到1993年我在国内做田野调查时，“女权主义”是没有人敢公开认同的贬义词，因此我明明是研究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也不敢公开用这个词，只是说寻访早年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同受访的老太太聊起来，她们却毫不忌讳地大谈当年的女权活动。94岁的陆礼华对我说：“我参加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妇女参政协会等十几个妇女组织，凡是为妇女谋利益的组织，我都参加”、“女权是要争的！不争不行的！”93岁的朱素萼在1930年就开了律师事务所，经常义务为妇女打官司。谈到自己年轻时的职业选择时，她铿锵有力地说：“我就是为了伸张女权去学法律的。”无疑，对这些参与过女权活动的妇女，“女权”这个词具有特殊的含义，无论如今的官方话语如何贬低它，她们始终珍惜给了她们新的觉悟和力量，从而使她们成为“新女性”的女权主义。面对这些历史亲历者，你无法说女权主义是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失败了。相反，这些历史变革的参与者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个多世纪里有几代中国妇女为了自身的解放，在一个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里，奋力去打破方方面面的性别藩篱；中国妇女的发展进步是女人们自己争来的，而不是任何人恩赐的。正是“新女性”们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只是这段历史被遮蔽了，“女权主义”也被污名化了，这个过程也就此成了我想解开的历史之谜。

毋庸置疑，我的性别身分使我在聆听老太太们的叙述时产生强烈的共情。我经常在采访后，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暮色苍茫的大街小巷中，思绪和情绪仍陷在刚刚听到的人生故事里。那是我不必抑制泪水、尽情宣泄情感的时刻。不仅是她们人生中的艰难困苦、悲欢离合令我动容，她们不经意之间讲述的细节更是常常带给我顿悟。22岁就创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陆礼华告诉我，她建立了两江女子篮球队，改掉了之前的长袖和灯笼裤的运动服，给女学生订制了白色翻领短袖和红色短裤运动衣，上场与沪上外国人女篮比赛，顿时成为上海滩的丑闻。舆论一致谴责两江女篮队员着装“袒胸露臂露大腿”、“有伤风化”。我看着幽默地以此当笑料与我分享的老人，心想：“多亏了你和你同代女性的勇敢！不然我还得穿着长袖长裤下游泳池哪！”诸如此类的联想在访谈中时时出现，她们这代女杰闯关越界的种种举动就与我这晚辈享受的种种自由紧密相连，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那么，作为在前人栽下的大树下乘凉的后辈，我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身为历史学者，我以书写女权前辈的历史为己任，努力整理出一份中国女权主义的“家谱”，四处彰显。² 要为“女权主义”正名，首先自己就应“出柜”。有了白发苍苍的“五四新女性”的加持，我从此便在国内各种公共场合自豪地宣告，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当然，要真正不辜负前辈，我们后辈需要用行动续写女权主义历史。于是，我的目标不仅是“写”中国女权历史，更是要“做”女权历史。虽然我的女权行动始于1989年，遇到五四女权前辈使我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更为明确和坚定。若是光“写”不“做”的话，我心里会对前辈有一份亏欠。所以，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的三十年里，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推动女权主义学术在国内的发展，包括翻译出版女权主义著作、组织召开国际研讨会、举办高校师资培训班和博士班，以助力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在高校的建立。³ 本书的读者能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女权行动方式。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使我清楚地看到20世纪初叶女权主义话语在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任何人都可以想像一下这个历史画面：20世纪若无新女性的涌现，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面貌？而20世纪末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群体的沉沦（他们抛弃了前辈以倡导女权为荣的立场，却充当了排斥和反对女权主义的主力军），则成为世纪末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必须奋力重振和发展女权主义话语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今这项女权主义话语运作的目标之一，是呼唤21世纪的“新男性”的诞生。

三十载后论长短

本书的缺陷与当年做研究时的局限密切相关。如前所述，缺乏经费和受限于母职，使我无法执行原先设计的全面调查20世纪初叶的女权运动图景的方案。我不仅不能去台湾寻访1949年离开大陆的许多女权运动核心人物，甚至都无法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国民政府档案。在上海做田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徐家汇藏书楼埋头于1949年前旧报刊杂志里，希望找到女权运动的蛛丝马迹，结果是看到了五四时期铺天盖地的文章讨论妇女问题。因为那时我读过的关于五四时期的英语学术著作都不提妇女，就连周策纵先生被尊为最全面的经典之作《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里，提到妇女的也只有简略的一段。所以当我在藏书楼里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长篇短论（尽管其中大多是抄袭或人云亦云），着实非常惊讶。顿然悟到：原来前面的历史学者做五四研究，都需要把成堆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刊杂志文章从眼前扒拉开，才能聚焦他们感兴趣的、无女人的“重大”议题。这意味着，我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前人书写的五四时期，且有俯拾皆是的第一手资料来佐证我看到的历史，这令我兴奋。

读博士期间，虽然主修历史，但我对当时美国学术界流行的各种批判性理论都非常感兴趣。后结构主义对于话语（discourse）的理论阐释在我看来是个很好的分析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工具，也是探究特定历史中主导性话语与人的主体性构成之间的关系的有效途径。在藏书楼文献研究中遭遇到扑面而来的五四新文化女权主义话语，与我随即幸运地追寻到的五四新女性，在后结构主义理论背景中形成了有机的结合，使我能没有费太多周折便设计了对第一手文字资料和口述材料的组织结构和分析框架。即：用文本描述女权主义话语形成的历史背景、用“新女性”的自述来考察女权主义话语与“新女性”主体身分建构的关系。如是，本书的主线是追溯女权主义话语与“新女性”群体的关系，以及这两者的互动关系如何作用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

本书主角除了在求学、职业发展、经济独立、婚姻自主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外，都深浅不一地介入过各种有组织的妇女社会活动——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新女性”的标志，因此多样的、有组织的妇女活动便成为书中一条副线。但是因为研究范围的局限，我无法系统呈现民国时期多样的女权运动。这个结果偏离了我博士论文的最初设计。最为遗憾的有两点：一、当时我若能拓宽研究地域范围，去北京、天津、广州、南京寻访，有可能找到更多尚健在的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样的口述材料可能会帮助我理清有组织的女权运动脉络，以及理解组织内部运作机制或矛盾冲突，也可以成为20世纪末大陆又出现的女权组织活动的历史借鉴。好在进入21世纪英语和台湾学界都不断有关于民国时期女权运动的历史著作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著述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多样的有组织的女权活动。

二、本书关于民国时期妇女运动的史料较多利用了全国妇联在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而那套史料集主要搜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妇运资料，⁴ 所以造成本书对国共两党妇女运动呈现的不平衡。虽然中共地下党对国统区各类妇女组织有广泛的渗透，但国民党毕竟是执政党，国民党内的女权主义者的组织行动自然声势更大。本书口述者之一朱素萼曾经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领导成员，当年我若接触到更多的国民党妇女运动史料，本可以与朱素萼口述材料相互核对深入挖掘，使书中对国民党的妇女运动有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关照。为了弥补英文原作中这方面的不足，我重新搜索三十多年前朱素萼的访谈录音，将她关于国民党妇运的描述都充实到中文版中。重听各位口述者的录音，也常常遗憾因为自己的学术准备不足、档案研究不充分，面对这些历史活档案时没能就妇女组织活动提更深入的问题，错失良机。学术著作总是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产物。今日对民国时期女权组织活动没有乘当事人还在世时深入探究的遗憾，其实更多是来自我过去几十年从事女权实践的种种挫折，才后悔当年没有以一个实践者的身分向前辈认真讨教经验教训。那时尚缺乏女权运动实践经验，还太嫩，难以提出老道的问题。

尽管有种种遗憾，重温前辈的口述录音，我依然感到弥足珍贵：新女性自述独特人生经历的史料无法再觅得；她们丰富的人生经历给我的启发感悟是多方面的。英文原作表达了访谈给予我在认知上的诸多收获。如今重读，感到书中涉及到的一个议题需要更清晰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探讨，即：女权主义话语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互相关联的二者是既有重叠又有区分。女权主义话语产生的场域往往在知识文化界，而女权主义运动，无论围绕何种议题，既是女权主义话语的效应，又是强有力地传播和实践女权主义话语的途径手段。积极投身于有组织的女权活动的人必定是被女权主义话语浸润过，但并非所有具有女权主义觉悟的人都投入女权组织活动。本书中的新女性既有同时驾驭女权组织活动与自己的职业发展的，如朱素萼律师；也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职业，而选择这些职业既是为了自身发展（追求经济独立从而实现不依附男性的独立人生），也是为了促进妇女的社会进步，如陆礼华、陈咏声投身于发展女子体育教育，王伊蔚选择办女子刊物。我们可以看到有女权主义觉悟的职业妇女们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景观，其历史作用并不亚于有组织的女权运动。或更准确地说，女权组织为在各职业领域拼搏的新女性提供了抱团取暖的场所，而职业妇女又是女权组织各项行动的重要依靠对象及经费来源。在民国时期，两者是互相依存关系，都实践着女权主义话语。只要有女权主义觉悟，则既可以通过组织活动争取各项妇女权益，也可以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从事改造男权社会的工作。这其实是女权主义革命不诉诸武力，却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政体中产生深刻社会文化变革的奥秘，也是传播发展女权主义话语的重要性所在。21世纪随着日益增多的有女权觉悟的知识女性占据了有话语权的位置，女权主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改造是必然趋势，哪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在特定时空中受到限制。

本书五位叙述者有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读者自可从中获得多样的感悟。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当年访谈的内容，也因为中文版容量可以大一些，我花了大量时间对每一份口述都根据录音做了重新整理，而不是从英文原作翻译成中文。五位叙述者为青浦人、常州人、湖南人（两位）和福建人，前二位是用吴语交谈的，后三位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我在文字稿中尽量忠实转达她们的方言特色，原汁原味，让读者能较生动地感受到性格迥异、表述方式各不相同的“新女性”前辈的特点，从而去想像她们叱咤风云的青壮年时期。同时也为了呈现20世纪上半叶，各地有条件的青年女子为了求学只身奔赴上海的历史潮流（只有黄定慧是中共派她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尽管我无法离开上海做调研，原籍在外地的前辈还是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初女权主义在中国各地传播的景象。

十多年前，我因为需要在国内教妇女史，请了两位青年学者将原作翻译成中文，译稿电子版在网上共享，有一定的传播量。此次正式出版的中文版，与那份电子版有较大的差别。除了重新整理口述部分、审校勘误之外，我对一些关键词根据历史背景重新翻译。如gender equality，只要是“性别平等”这个译词尚没在汉语里出现的年代，我根据具体语境译成“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同样的原则，women也是根据时代背景译成“妇人”、“女子”、“妇女”、“女人”。“女性”则用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些情境中。词语的变化折射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也请读者在阅读时关注不同词语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用法，以加深对历史的了解。

考虑到原作注释中提到的许多英文学术著作与中文读者关系不大，除非是被直接引用的，其他在中文版的注释里删去，仅保留在参考书目中。同时，修改后的中文版引用了1999年（原作出版年份）以后出版的一些书籍，特此说明以免读者困惑。

三十多年前与五四新女性的相遇，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在此与读者分享她们的人生故事，衷心希望诸位和我一样，不仅从中获得历史知识，还能增添改造社会的力量和勇气。

王政 2025年2月25日

注释

1. 拙作《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于1995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修订后的再版于2025年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学习美国妇女史对我个人认知的转变在此书中有详细的讨论。
2. 关于玛丽莲·杨的另一个问题：“参加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命运如何？”除了本书有共产党员黄定慧较大篇幅的自述作为部分答复，我在本书完成后继续追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于2016年完成了第二部中国女权主义的英文专著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国家女权主义（1949-1964）》。
3. 有兴趣了解我的女权行动和其他学术著述的读者，可以浏览我的个人网页：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4. 中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民国政府卷两册，纠正了1980年代那套史料集的偏颇倾向，收集了许多非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珍贵的史料。

本次活动为线下活动，地点为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讲座语言为中文，PPT为英文。欢迎报名。以下为详细信息：

• 時間：2023年7月19日（水）16：50～18：50
• 場所：東京大学本郷キャンパス赤門総合研究棟5階センター会議室（549）
• 概要：実は、女性の解放を進めた中共の舞台裏で、社会主義国家フェミニストたちは策略を巡らせた。王政氏の著作『国家の中で女性を見つける：中華人民共和国における社会主義フェミニスト革命』は、この隠れた歴史を紹介した。本報告は、社会主義国家フェミニストたちのビジョン、戦略、成功及び失敗について論じながら、中共の上層部政治をジェンダー化し、社会正義を追求する運動における男性の優位性に対して根本的な問いを提起する。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国家フェミニストの努力と対比するために、本報告は著作内容の範囲を拡大し、中共が国家資本主義に転換した後のフェミニストのもがきまで扱う。今日の中国において、社会主義国家フェミニストの遺産は何だろうか。若い世代のフェミニストたちは、急速に変化してゆく社会・経済・政治の環境の中でどのように活動していたのだろうか。報告の最後は、コロナ禍以降、急速に悪化している政治環境の中で現代中国のフェミニストたちが直面している深刻な課題を示す。

• 講演者　王政　米国ミシガン大学女性／ジェンダー研究と歴史学名誉退職教授
• 司会＆ディスカサント　李亜姣 （日本学術振興会外国人特別研究員）　　
  ディスカサント 姚毅　（大阪公立大学客員研究員）
  閉幕の辞 丸川知雄　（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 参加方法：事前登録制。下記からグーグルフォームで申し込んでください。
• 定員：50名
• 講演のパワーポイントを英語で作成し、中国語で話す予定です。英語での質疑応答も可能です。

本文发表于台湾大学妇女研究室《妇研纵横》2022年第117期，第84-97页【PDF下载】

以下为作者提交《妇研纵横》的文字稿全文，便于读者在网页上阅读。因期刊编辑在正式发表前进行了少量修订，下文与最终发表的版本略有出入，请读者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PDF链接见上）。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主義女權運動

——王政教授口述訪談

口述：王政，美國密西根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學及歷史學榮休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學博士。出版的英文專著包括《尋找國家中的婦女：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革命（1949-1964）》（加州大學出版社，2017年）和《中國啟蒙時期的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加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合編的英文譯著、編著有《鄉土中國》（費孝通著作英譯）《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和《毛澤東時代成長的中國婦女》。出版的中文專著包括《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和《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並編著了若干女權主義與社會性別研究文集。此外，王政以中英文發表了多篇期刊論文。王政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通過學術方式踐行女權活動，推動中國女權學術與社會性別學的發展：1999年合作發起中國的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科建設專案並擔任顧問；2002年首創三校合辦的婦女學學位班（密西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學、中華女子學院），培訓高校師資；2005-2019年間在中國創辦復旦/密西根大學社會性別研究所（2019年被撤銷），培養了一批從事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的大學教師和研究生。有關王政教授的更多資訊與出版資訊參見其個人主頁：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2021年，王政教授從密西根大學榮休；為紀念王老師榮休，訪談者遠程以ZOOM會議的形式，對她進行了口述訪談。

採訪：陳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訪談時間：2021年3月10日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掌握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

1968年，我到崇明農場插隊的時候才16歲，是那種上課時在課桌下讀小說，不認真學習的小孩，從來沒想過將來會做學者。到農場後，在哪本書裏讀到一句話，據說是馬克思說的：“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掌握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就這樣開始下決心要讀書。

19‌‌71年，我被農場選中去參加‌‌廣州交易會，作為‌‌講解員‌‌介紹上海郊區農村所取得的成就。有一天，我們展位來了一個‌‌白人，過來問了一個問題，我當然是一個字也聽不懂。‌‌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華人走過來用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對我說：他在問你，‌‌虹橋機場在哪里？這件事情讓我受了很大的刺激。‌‌當時想，‌‌他是資本主義社會出來的，‌‌他會說英文，但我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青年卻不會，這‌‌不行，‌‌我也要學英語。當時的教育是說我們這一代人是要搞世界革命的，‌那作為青年怎麼可以不懂外語呢？我就產生了要學英語的念頭。回到農場後不久，正巧，為了‌‌準備尼克森訪華，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開始英語‌‌廣播教學了。我第一次向父母開口，要求給我買個半導體收音機，然後就開始自學英語，利用中午吃飯和午休的時間，拿個小凳子坐在床沿邊跟著廣播學習。那時住的是茅草棚子，聽廣播又沒有耳機，全連隊立馬都知道了。學英語的王政在農場被大家當成了神經病或笑料，因為當時連大學都沒開放呢，跟外國人有點啥關係都可以被打成裡通外國，你學英文幹嗎呀。可是我並沒有放棄，自己認准了是對的事情我是不管旁人如何看的。

1977年聽說大學要恢復招生了，我非常想上大學。可是文革開始時，我只是初中二年級學生，數理化都不行的，怎麼去跟人家高中生拼啊？幸虧我學了這點英語啊！後來我能被上海師範大學外語系錄取，就是因為招生老師發現我的英文成績不錯，外語系就把我搶過去了。‌‌畢業後我就留校當了英文老師。沒過多久，福布萊特基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辦班，幫助培訓‌‌‌‌教美國史的師資，我們系也有一個名額，我‌‌堅決爭取去学习。培訓結束的時候每個人都要寫一篇論文，‌‌題目自選，我就選擇寫美國職業婦女。經過這個培訓班，我對‌‌美國歷史產生了興趣，覺得美國發展真快，‌‌我想要瞭解美國怎麼能在200多年間就變成了一個富強的國家，‌‌我要去好好地讀一讀美國歷史，把人家這個200年怎麼變富強的訣竅學到手，‌‌學會了回來把中國也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就是懷著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決定去讀美國史。

去美國前，當時擔任美國史學會會長的劉緒貽‌‌教授通過進修班的一位同學聽說我在研究美國婦女，就向我約稿，寫美國婦女運動史——他正在主持編寫‌‌一套美國史的叢書。為了這本書，到了美國以後，我就向歷史系提出要學美國婦女史，瞭解美國婦女運動是怎麼搞起來的。1985年，我到美國學歷史的時候，他們的歷史已經都在用gender,race, ‌‌class‌‌三個‌‌最基本的分析範疇了，‌‌用這種分析範疇來書寫歷史，從研究方法到研究對象都與中國史完全不同，激發了我極大的學習興趣。讀碩士期間，我完成了劉緒貽教授的約稿，就是我後來出版的《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1]

社會進步需要有良知的人們投身社會運動

因為在美國‌‌學美國婦女史，‌‌所以‌‌同學們基本上都是小女權。剛到美國的時候，我還有種優越感，中國當時同工同酬、產假等都比美國領先，所以我就‌‌特別同情美國婦女，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而她們知道我‌‌是從社會主義‌‌中國來的，也想聽我講。‌‌當時從我這個城市婦女的個人經歷來說，招工、招生、就業等確實沒有受過什麼性別歧視，到哪兒都是被培養提拔的對象。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就是‌‌這樣講社會主義中國的，講我們中國婦女怎麼怎麼平等，但後來美國婦女史讀得多了，跟她們接觸多了，我才醒悟到不該那麼自滿的。讓我反省的這個契機，我後來寫在‌‌一篇叫《心智的選擇》的文章中。^[2]

我們系的美國‌‌同學愛聽我在中國的經歷。‌‌我跟幾個女同學講，有一次擠公共汽車啊，小偷偷了我的錢包，我就盯著他，‌‌叫他把我的皮夾子交出來呀，小偷害怕了，就把皮夾子丟出來了。美國同學聽了說：你好勇敢啊。‌‌過一陣聊天我又講到擠公共汽車的事了，告訴她們說也有煩惱的時候，就是經常會碰到那種下流的男人啊，在你身上摸來摸去的，那時候你就逃啊。美國同學一聽馬上眼睛睜大了，問我：為什麼上次對付那個小偷你那麼勇敢，‌‌面對性騷擾你就要逃呢？當時我還從沒聽說過“‌‌性騷擾”，就只好說：‌‌我覺得那種事情很羞恥。美國同學追問我，為什麼你會感到羞恥啊？這讓當時還完全沒有社會性別覺悟的我，開始懵懵懂懂地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了：原來我們的婦女解放還有很多沒涉及到的問題、沒涉及到的領域，‌‌對這些我們都還不覺悟。

這時候，我開始覺得我自己有很多東西需要‌‌認真去學習，去反思了。‌‌我一直以為我們是解放的，是先進的，可這時才發現自己連“性騷擾”都不知道，還要逃避，還覺得這種逃避、這種羞恥感是正常的，那說明我這個“已經解放了的中國婦女”的思維是很有問題的，其實是沒有擺脫男權文化觀念的掌控，無意識中深藏的“貞操”觀念還在左右著我，我需要拋開居高臨下的心態，去認真瞭解美國女權主義。‌‌因為這一件小事情我開始反思了，‌‌如果你不知道反思，你就永遠是沾沾自喜的，覺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了反思的過程呢，‌‌我看問題就不一樣了，就能看到‌‌以前自己沒有關注過的東西，看事物的角度也不一樣了，很多過去習以為常的事情，用女權主義的分析概念去看，‌‌就會‌‌有不同的理解了。‌‌對我來說學習美國婦女史，是自我昇華的過程，也是改變思維方式的過程。

‌‌當然，最初‌‌學習美國經驗、學習美國為什麼變得富強的那個夢也就被拋棄了。我在學習美國‌‌工人運動史、美國社會運動史、美國文化史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大教育，‌‌各門課的老師都在解構主流歷史敘述，‌‌都讓學生們看到美國‌‌走過的‌‌血淋淋的擴張之路，‌‌‌‌歐洲殖民者‌‌怎麼佔領美洲大陸的。女權主義、婦女史以及社會運動歷史等課教我們‌‌怎麼把被遮蔽的歷史，把‌‌那些被邊緣化群體的經歷書寫出來。從美國史到婦女史的學習，對我是刻骨銘心的改造，‌‌學到了分‌‌析的方法，批判性觀察事物的角度。‌‌一年的美國史學習就把我轉變了，我看到美國發達的歷史是掠奪印第安人的歷史，是搶奪土著‌‌土地的歷史，是把非洲人抓過來做奴隸的歷史。資本的原始積累是極其殘酷的。‌‌我到美國學習的1980年代，奴隸制早已廢掉，‌‌獵殺印第安人、‌‌拐賣非洲人做奴隸這些血腥的歷史早已絕跡，但為什麼美國大學還在講這個呢？為啥教授們還在揭傷疤呢？美國的歷史學者讓我們看到，在每一代美國人中間都有一批有良知的人，‌‌是他們努力推動社會進步。

學‌‌美國史讓我看到了，‌‌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有很多具體的政策法律‌‌來‌‌規範，‌‌來糾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種種流弊，來追求社會的公正平等，但這一切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什麼自然規律，而是由每一代的人在具體的‌‌抗爭中努力出來，從廢奴運動，女權運動到民權運動，‌‌當然還有工人運動，每一項進步的法律公共政策‌‌都是由這些‌‌有良知的人在推動，‌‌不斷地挑戰許多荒蠻的做法，才使得‌‌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沒有停留在早期弱肉強食的狀態。看清了美國歷史上每一個進步都是由社會運動推動的，我就開始對社會運動感興趣了。我對有良知的人投入社會運動，讓資本主義社會變得‌‌有人道精神，邊緣群體對公平和公正平等的追求被納入法律和體制實踐，對這些歷史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我的著眼點也不再是如何讓中國變得富強，而是希望‌‌做一個‌‌有良知的人，通過行動來推進社會的發展，來抗衡全球資本主義過程中權勢集團對邊緣和弱勢群體的剝奪。我立志要做有良知的獨立知識份子。‌‌所以說美國史的學習給我打下了作為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學者的堅實基礎。

“五四”女權激勵我前行

碩士畢業後，我就想轉向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因為與碩果累累的美國婦女史相比，中國婦女史在美國學界則是剛剛起步。‌‌我剛進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的時候，‌‌‌‌我們系只有兩位教中國史的教授，當我學完‌‌美國史，正要申請讀博士的時候，好消息突然來了，曼素恩（Susan Mann）‌‌調到我們學校來了，她是在美國做中國婦女史的開拓者之一，作為一名女權主義學者，她的使命很明確，是要‌‌來培養做中國婦女史的年輕學者，‌‌所以我真的很幸運。開始的時候，我想博士論文寫中美婦女運動的比較。美國、歐洲的婦女史可以寫得非常深入，因為‌‌普通人家裏閣樓上可能珍藏著祖母啊、曾祖母的日記、情書等很多非常私密的東西，許多後人捐到圖書館檔案館讓研究者使用。我就想當然地以為也可以這樣來研究咱們中國的婦女運動和女權歷史。我回到上海後就去問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你們有沒有收集婦女的日記啊，書信啊，‌‌結果人家以為我有毛病了。人家說，我們這裡要收集日記的話，那就得是孫中山的、魯迅的日記。我這才恍然大悟，‌‌中國的主流史料徵集機構是不去關注女人尤其是普通女人的歷史資料的。

我想也許通過口述訪談來搜集歷史資料更為現實，於是便開始尋訪老人。幸虧我有個朋友，她哥是文史館的，一聽我要找老人就樂了，說‌‌我們這兒啥都沒有，就是‌‌老人多。‌‌我太高興了，後來我的訪談對象基本上都是從文史館裏找到的。我‌‌採訪了這些老太太後‌‌非常感動。因為在‌‌訪談這些老太太之前，‌‌我對她們那一代人是毫無知識的。訪談後我非常的震驚：‌‌原來我們的歷史上有這麼一些了不起的女性啊！她們的‌‌實踐努力，就像陸禮華說的是“新女性”的努力，她們對自己的身份界定很明確：我們是“新女性”，就是要衝破一切障礙，‌‌來建造一個新的中國，‌‌新的文化。她們做的事情呢，‌‌也是讓我非常感動的，陸禮華辦兩江體專時才22歲，她組建了中國第一支女子籃球隊，整支球隊都穿運動服，她讓隊員們穿‌‌翻領短袖衫，穿短褲，在當時‌‌簡直是驚世駭俗啊。為此，陸禮華受到了很多攻擊和委屈，小報諷刺她讓女子“袒胸露臂露大腿”有傷風化。聽了她的敘述，我就想多虧了她的努力，不然我們到現在還要‌‌穿著長袖、長褲、長袍去打球游泳呢。

我們今天享受的每一個方面的進步，都是由前人勇敢地闖出來的。還比如我訪談的女律師朱素萼，她對我說：“我們女人就是要爭取女權，不然哪有男人主動給你女人權利的啊？”一位93歲的老太太‌‌對著我講這種話，太讓我震動了，當時我還不敢稱自己是女權，只敢說我在做婦女研究。在完成這些訪談的過程中，我把一切包袱放下了，變成了一個無畏者：要是今天的我還害怕宣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那就是對不起她們，就是加入了主流對她們的遮蔽；‌‌要對得起先輩，‌‌就必須‌‌不顧一切障礙，往前推進女權事業。有好多次我結束訪談‌‌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都是熱淚盈眶，流著眼淚騎自行車回家，‌‌心裏就想，我一定要把她們的故事講出來！在我寫作之前，沒有人知道她們的故事，‌‌她們中大部分人是在‌‌城市的女權主義者，1949年以後沒有了社會運動的空間，所以除了她們的同輩很少有人知道她們。我當時的想法就是：無論如何要把她們的人生故事寫出來，‌‌這是我——一個‌‌歷史學者的使命。

回到美國後，我去見曼素恩，跟她說了我在上海的研究，‌‌一方面我為自己的訪談收穫很激動，但同時也很忐忑，因為它已經完全偏離了我最初的設計，我也完全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訪談材料做史學博士論文，沒有這種先例。曼素恩說：你先把口述訪談的文字稿用英文轉錄出來，給我來看看再說。在我把稿子交給她之後沒幾天，她約我見面，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去見她時，在她辦公室門前，她手裏拿著厚厚一疊訪談稿，滿臉興奮地說：“王政，這就是你的博士論文！”

“九五世婦會”^[3]催生中國的社會性別研究

這篇博士論文我半年就寫出來了。‌‌那個時候我已經有兩個孩子，我兒子不到五歲，女兒不到三歲。‌‌我請姐姐來美國幫我看孩子，自己就沒日沒夜地寫。我‌‌為什麼要這麼趕呢？因為這是1995年，我要趕回國來參加“九五世婦會”。我們的組織——海外中國婦女學會也報了一個非政府組織的論壇，要在夏天回北京去參會，我就必須在世婦會之前完成論文。^[4]

我們這一代留學生，到美國的時候年紀比較大了，常常有一種使命感。1989年中國留美學者史學會在洛杉磯開年會，鮑曉蘭聯絡了一批中國女‌‌留學生組了一個專題討論。我們一共七個人，都是做各類婦女研究的，在那次會上‌‌見面後就非常投緣，決定就不散了，這就是我們的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誕生。我們當時的目標是在婦女研究方面做溝通東西方的橋樑。不久，我們得知了第四次世婦會將在中國舉行，非常興奮。‌‌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是有歷史感的，覺得這是我在中國推進女權的一個機會；我得‌‌趕上這班車，‌‌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在世婦會籌備期間，我們海外中華婦女學會集體努力出版了一些介紹女權主義的書。如鮑曉蘭主編的《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5] 介紹當時各個學科領域中的女權主義學術，我在那個文集中的文章是介紹後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在美國的中國婦女研究領域中的運用。還有譚兢嫦和信春鷹主編的《英漢婦女與法律辭彙釋義》，^[6] 我們學會成員每人提供幾個詞條，我寫了gender （社會性別）和feminism （女權/女性主義）。我要求寫這兩個詞條是因為當時我正在修改《女性的崛起》書稿，對這兩個概念在書裏就有闡釋。在我完成於1988年的初稿裏，我選擇了“社會性別”作為gender的譯詞，在1993年的修改中，我根據中國婦女研究界的需求，在書稿中增加了對gender 這個女權核心理論概念詳細介紹的一節，所以寫這個詞條不需要另外去做研究。至於把feminism 翻譯成女權/女性主義，是因為我們學會不同學科背景的成員對這個關鍵字的翻譯有不同意見，所以作為折衷，也作為對中文兩種譯法並存的認知，就在詞條中用了這麼個合併詞，目的是告訴讀者，英文只有一個詞。後來我對兩個不同譯詞做過歷史朔源的梳理。^[7]《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就是我和天津師範大學杜芳琴老師合作主編的，我們學會成員集體參與的，所有人的報酬都很低，就是象徵性的，其實就是義務勞動啦。^[8] 後來聽學者们說這本譯文集在學界的引用率很高，主要是因為當時還沒有什麼介紹社會性別理論的跨學科的學術譯作。

早在1993年，我們就跟天津師大有個合作的研討班。當時全國各地的婦女研究者都希望從我們這兒瞭解‌‌國際上有什麼成熟的理論、概念、成果，‌‌所以我們就成了媒介，我在那個班上簡要地介紹了社會性別的概念。在天津辦班的時候，許多與會者天天到我們房間一聊聊到深更半夜才散了，有一天當時的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所長陶春芳也來參加，她問我：“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解答不了現在的好多問題，你們看看西方女權主義有什麼理論可以解決我們現在這些問題？”我回國前還有些顧慮，怕給我們扣“西方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帽子。但到這個研討班上，看到大家的熱情，尤其是看到婦聯幹部都敢這麼說，要學習西方女權主義理論，還認為社會性別理論很重要，我就放心了。那本《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就是在天津班的激勵下，我明確了以介紹女權核心理論概念為己任後，挑頭做的集體專案。‌‌就這樣我開始做培訓，翻譯研究論著，以及寫作介紹社會性別理論，把精力時間全部投入其中。

那時來找我講社會性別理論的高校非常多，我一直都在各地做普及版的講座，‌‌我們辦的短期的師資培訓一般不到一周，全國各地的師資培訓每次都要從ABC講起，時間一長，這簡單重複的工作我就受不了了。要推動一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我們必須增加投入來培養一些青年學者，讓‌‌她們能夠在女權主義理論、‌‌女權的學術知識方面比較深入些，不能停留在ABC層次上。我就想選擇一些有培養前途的年輕學者，給她們比較長時段的培訓，讓她們能夠成為這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我們先是在中華女子學院做了三個寒暑假的首屆婦女學學士學位班，後在復旦大學做的連續三個暑假的社會性別研究博士課程班和其他一系列研究生培訓班。

在把產生自西方的社會性別研究介紹到中國的過程中，我常常被問到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在我眼裡，這其實是個偽命題。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我們‌‌中國一直在接受西方的思潮，‌‌學習西方的各種人文社科理論，20世紀的中國人‌‌一直經歷著西方的思潮、文化概念的洗禮，中國文化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就是女權主義也早在20世紀初被引進，其理論和實踐產生的社會文化變革成為構成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今天提本土化的時候要看說的本土到底指的是什麼，在什麼具體社會歷史背景中提出的？今天我們中國學術界會有人去質疑馬克思主義是否與中國本土有關系嗎？為什麼一到女權主義理論，就要給它貼上“西方”的標籤來排斥呢？這背後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運作呢？折射的是何種焦慮呢？ 歸根結底，社會性別理論是分析解剖社會性別以及多種等級結構和權力關係的利器。只要中國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等級制度存在一天，這套分析方法就是有效的，就不過期。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開拓性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加入性別維度

完成博士論文後，1996年開始我就著手準備寫第二本書。這原本應該是我的第一本書，是我一到美國就想寫的書。我‌‌想寫什麼呢？85年我到美國時出版市場還是由冷戰話語籠罩，中國人的英文寫作只要講文革迫害，講社會主義中國有多可怕，就都能成為暢銷書。但我覺得那種把社會主義時期描寫成一片黑暗的寫作是迎合美國主流的片面表述，我也可以‌‌講講自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歷，我最想寫的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普通女人，比如‌‌我周圍的鄰居們。

‌‌博士學位拿到以後，只要回國有時間，我就去我家以前住的里弄，去採訪我的老鄰居們，‌‌準備寫一部社會主義的社會史。我申請到的研究經費就是支持我回中國去做田野，來寫社會主義的社會史。我開始做訪談，也去上海市檔案館查檔案，那時婦聯的檔案從1949到1966的是可以查閱的，我都看過了，常常很感動。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市婦聯主席章蘊用漂亮的字體親筆寫給市長‌‌劉曉提批評意見的信，我‌‌好敬佩這些早期的女共產黨員‌‌啊，‌‌有學識，有才幹，又勇敢。基於這些檔案研究和訪談50年代的婦聯幹部，我發表了好幾篇關於‌‌婦聯系統的論文，在學界首先用了“‌‌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socialism state feminism）”這個詞來界定進入國家政權機構為了婦女利益不懈努力的女共產黨員們。如果你今天在谷歌上搜索“socialist state feminism”,跳出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2005年發的英文論文，‌‌這個概念就算是我最早提出來的。我是在對里弄婦女們訪談的時候才發現了黨內女權主義者的存在。我訪談我的老鄰居時才聽說了1949年後婦聯幹部在城市發展基層組織的經歷，老鄰居裏也有敘述參加婦代會的經歷。她們告訴我說：“‌‌婦聯找我們開會，她們就說，姐妹們‌‌，我們要翻身，要爭取男女平等。”我一聽，這不是女權話語麼嘛！通過訪談和看檔案，我發現這幫子婦女幹部真的好女權啊，‌‌所以就開始一篇一篇地寫她們了。

‌‌但是書的寫作還是拖了很長時間，受實踐工作的影響推遲了我自己的學術研究著述。但這也有好處，作為一名學者，我們有必要參加社會實踐，‌‌只有參加了社會實踐，才能看清楚周圍形形色色的人，這些對於我們研究歷史是‌‌極有幫助的，能夠有效地幫助我去理解歷史上各類人物處境和應對方式的複雜性。更主要的是，我研究的婦聯系統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在許多方面都與我從事的女權行動的實踐密切相關。對於做中國當代史的學者來說，歷史和當下是纏繞在一起的。我的檔案研究、訪談和我的女權實踐都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為後來那部英文專著《發現國家中的婦女》做了較扎實的獨特的學術準備。^[9]

博士畢業後一直沒找教職、一心在中國推進女權事業的我，在2002年還是進入了密西根大學婦女學系任教。這是因為路斯基金會願意支持我回中國推動學科發展的努力，但這基金會只贊助在美國機構內的人，於是，要獲得這筆專案經費，‌‌我就不得不找個美國單位，‌‌進入美國的學術體制內。1994年就已邀請過我的密西根大學婦女學系恰在此時向我遞出橄欖枝。在推動婦女學科建立的過程中，美國的女權主義學者們開始意識到要去美國中心化，不能把美國婦女的經驗普遍化，‌‌自我中心。婦女學系希望我去教中國婦女史，同時也通過我在中國的推動學科發展專案，讓美國教授和學生有機會參與瞭解中國。系領導主動提出我每年只要一半時間用於教課，另外一半的工作量允許我回中國繼續我的实践活动。這種特殊的安排在美國高校真是極其難得，是我的幸運。於是我決定在密大任教，每年兩邊跑，繼續在中國辦師資培訓班、召開國際研討會等。

我的第二本英文專著從1996年開始做田野調查檔案研究，直到2016年才完稿出版，拖了20年。拖20年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20年間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許多事物的認識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我為什麼要去‌‌開拓這個研究領域呢？‌‌社會主義是在19世紀反對資本主義的大背景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最早在歐洲產生，就提出‌‌反對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歐洲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非常關注女  工的權益，她們把女工的力量帶入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陣營中，工人階級不是只有白人男人。我們熟知的國際勞動婦女節、8小時工作制、產假等這些都是歐洲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率先提出來的。今天全球都在‌‌資本主義的籠罩之下，而‌‌有色人種婦女在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又是‌‌遭受最殘酷剝削和壓迫的一個群體，‌‌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從19世紀就開始的對資本主義的‌‌很多批判，在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我對那段歷史就特別感興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的權力關係及其對人的深刻影響的批判是有力的，但他想像的無產階級是白人男人，我們今天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概念中加入社會性別的維度、種族的維度。

我們今天的女權主義者有必要來‌‌研究瞭解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遺產，社會主義政黨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在哪里？‌‌尤其是關注當年那些女權主義者們‌‌投身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革命運動給我們留下了哪些經驗教訓。我在密大參加了一個全球女權主義的訪談專案，現在口述訪談已經做了一百位了，^[10] 包括世界各地的女權主義者。各個地方的女權主義者的經歷都不一樣，但在千差萬別之中又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最突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當婦女投入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或革命時，‌‌基本上都會被男人利用，男人需要你的時候就歡迎你參加，但‌‌等他掌了權了，就把你扔到一邊去了，不再關注平等的權利了，更不想和婦女分享權力，‌‌這是具有普遍性的故事。所以,‌‌我們‌‌女權主義者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可以聯盟合作，但是永遠不能喪失我們自己的‌‌主體性，自己的獨立性。不能再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放在‌‌從屬的地位，‌‌不管是社會運動，‌‌還是婚姻家庭，都是如此，‌‌這就是我‌‌研究女權主義歷史，研究她們的經驗遺產，得出的結論。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依然有效，‌‌我們今天要‌‌提高警覺性，‌‌不要重蹈覆轍。

結語

“重新發明車輪毫無必要，在我們已有的基礎上建造會有效更多。”這句話來自歷史學者Susan Groag Bell和Karen Offen為一本史料集所寫的序言^[11]。她們兩位是我在斯坦福大學時的同事，1983年，她們合編了兩冊史料集《婦女、家庭與自由》，在挖掘歷史資料的時候，她們發現，原來今天在討論探究的內容、感到困惑的問題，一個多世紀以前的先輩們都討論過了，因此非常感慨，寫下了這句話。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對此也很認同。對歷史瞭解越多，感慨就越多。我們需要學習中外女權運動的歷史，看看前人已經做了什麼，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對女權主義前輩做過的事情產生一些興趣，這樣可以讓我們今天的行動更有效，而不是從零開始。如果不了解歷史，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前人的經驗教訓我們都無法借鑒。

更重要的是，瞭解歷史可以使我們保持一顆平常心。對前人做過的事情越瞭解，自己就越不會自大，因為知道了有很多傑出的女權先輩在我們之前做過那麼多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今天做的跟前人相比沒什麼可以自大的。除此之外，歷史讓我們看到，今天我們享受的一切平等權利，每一個方面的進步，都是前輩的女權主義者作出無數的艱辛努力才獲得的，這些權利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是有權勢的男人恩賜的。這種瞭解能讓我們有深深的感恩之情。“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對我來說，只有以自己畢生的女權行動來延續前輩開創的女權歷史，才能表達我對前輩的感恩。

訪談后記（陳雁）：

這篇訪談是我跟王政老師通過ZOOM線上完成的，因為疫情我倆已有兩年多沒見面了，那天線上一口氣聊了三個多小時，尚意猶未盡。訪談結束時，我好像才突然意識到跟隨王老師幹女權事業，居然一晃已經二十年了！

跟王政老師相識於2001年夏天，那一年剛剛博士畢業留校任教的我，誤打誤撞地參加了哈佛大學在復旦舉辦的社會性別研究暑期班，第一次聽到“社會性別”這個概念，有種醍醐灌頂、突然開竅的感覺，在這之後，我義無反顧地跳入了婦女史研究的這個“史坑”，開始離開自己熟悉的近代外交史研究領域，不僅一門心思做婦女史研究，也成為了復旦歷史學系第一個教婦女史、教女權主義的老師。記得在暑期班的最後一日，有位高個子、濃眉大眼的女老師突然叫住我，跟我說2003年是《女界鐘》發表一百周年，《女界鐘》當年是在上海出版的，復旦歷史學系有沒有興趣主辦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來紀念和回顧百年中國女權歷史？叫住我的就是王政老師，她“潛伏”於暑期班在尋找合作夥伴呢。雖然那時的我從未聽說過《女界鐘》這本書，但被暑期班挑起來的性別研究的熱情，被王老師的提議扇得更旺了，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口應承。正是王老師的這一提議，開啟了接下來20年我跟隨王老師學習，一起合作推進中國高校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科建設的征程。

在王老師的指引下，我很快完成了《女界鐘》的點校工作，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女界鐘》。好事多磨，因為SARS爆發，原本應該於2003年舉辦的“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延期到第二年。這場國際學術盛會不說讓我，甚至讓復旦歷史學系大開眼界：原本以為婦女研究是十分小眾的學術領域，結果這次會議卻吸引了來自亞洲、美洲、歐洲和大洋洲四大洲十個國家與地區的120餘位海內外學者，共有64篇論文在大會發表，還吸引了一批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們來參會旁聽。在新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中國的婦女解放與女權主義在以往的研究和表述中是被截然分開的，正是通過這次大會，我們成功地搭建了歷史的鏈接，把過去一百年間中國婦女事業的發展置於全球女權主義的歷史背景下來展開討論與重新評價。在這場學術會議上，除了學者們熟悉的發言、報告等環節，我們還引入了紀錄片觀摩、話劇演出、參與式討論等形式，會議不僅是對過去一百年中國女權歷史的回顧與紀念，更是成功地實踐了用女權主義的理念組織開展學術活動、構建婦女與性別研究學術網路。這次大會的成果對於中國性別與婦女史研究的意義是持續的，大會發表的中文論文於2006年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會上8篇論文在2006年作為Gender & History雜誌的專號在英國出版。^[12]

從這開始，我與王政老師的合作就“沒完沒了”。2005年，利用密西根大學校長訪問復旦討論兩校合作的契機，我們成功地推動了在復旦成立兩校聯合的社會性別研究所，雖然這是一個沒有辦公場所、沒有官方資金、沒有人員編制的“三無”研究所，但以這個“三無”研究所為基地，我們折騰成功了一系列的創舉：2006-2008年間，中國第一個社會性別研究博士課程班在復旦舉行——這個班的學員和助教如今既有知名的學者教授，也有省級婦聯副主席；2009年，社會性別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又在復旦舉辦，規模更超2004年的會議；“社會性別——學位論文寫作中的有效範疇”研究生暑期研修班先後在復旦舉辦了四年——我們沒有收過研究生们一分錢的培訓費，費盡心思組織國際化的培訓師資，還送上獎學金和推薦信；“復旦—密西根大學社會性別譯叢”先後出版了《社會性別與社會》《男性研究》和《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一批美國名校的教授應邀來復旦歷史學系講授社會性別史研究相關的課程……王政老師的神奇之處在於她有永遠消耗不盡的幹勁和革命鬥志，她非常有策略地推進這些工作，並總能在關鍵的時候找到經費來支持這些工作。這中間大概有10年，我的暑假都被這些工作占滿，也曾覺得苦不堪言，但今日想來，最最受益的就是我和我的學生們啊！正如前面訪談中王老師所說的，學習的過程就像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過程是痛苦的，但學習之後，不僅能練就一副火眼金睛，還能實現個人的脫胎換骨。

曾經受益於王政老師的，當然不止我一人，對於高校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師資的培育王老師始終傾注全力，所以每當有青年教師、研究生們求助於她的時候，她一定會慷慨提供幫助。作為婦女與性別史研究者，我們要解構的是人類歷史上造成性別不平等的社會與文化機制，我們要挖掘的是女性在歷史上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這些都要求我們不能枯坐書齋死讀書，不止要關注現實社會變動中的社會性別關係，讓歷史與現實產生對話；還應主動投身於社會改造的行動之中，讓學術與實踐互為影響。

70後的我與50後的王政老師相比，讓我自慚形愧的除了智識不及、學問不如外，革命幹勁更是遠遠趕不上，為女權事業奮鬥不息的使命感已經深刻地烙印在王政老師的生命中。這種使命感來自於她所研究的“五四”新女性們的激勵，也汲取自社會主義女權前輩們。在中國女權主義代代相傳的事業中，很慶倖有王政老師在20年前拉我進入這個“史坑”，有王老師這樣的前輩激勵我前行。我也想說：繼續堅持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延續一代代前輩們開創的奮鬥歷史，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

---

^[1] 王政：《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2] 該文收在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 1995年，聯合國在北京舉辦了世界婦女大會。

^[4] 王政的博士論文修改後於1999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ual Histories。該書中譯本《五四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電子版可在王政的个人網站下載。

^[5] 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

^[6] 譚兢嫦、信春鷹主編：《英漢婦女與法律辭彙釋義》，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

^[7] 王政、高彥頤主編：《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序言”。

^[8] 王政、杜芳琴：《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

^[9]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Berkeley: UC Press, 2017. 

^[10] 密西根大學的“全球女權主義專案”的所有訪談都有視頻和訪談文字稿，包括中國的十幾位女權主義者的訪談。這些是女權主義比較研究非常珍貴的史料,可以訪問以下網址瞭解該專案的詳情: 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

^[11] Susan Groag Bell and Karen Offen, eds, Women, the Family, and Freedom: The Debate in Documents, Vol. 1: 1750-188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 

^[12] 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Dorothy Ko, Wang Zheng, ed.,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A Special Issue of Gender and Histor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該專號由陳雁組織於2016年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中文書名為《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

转发自“忽明忽暗”播客

“北大宿舍”对话上野千鹤子所引发的热议，其反映的是当代知识女性所体现的多重性，既追求女权主义所倡导的独立与自由，又依附于传统的家庭与婚育观。当这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多重性集于同一个体上时，对外自然会因不自洽而引发争议，对内更是导致自我焦虑。

我们如何去理解这种矛盾？又如何努力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本期我们邀请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以历史的角度，讲述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萌起与发展。从晚清以秋瑾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到五四时期大批的女学生与新女性，再到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以及95世妇会后更加多元的一代。贯穿始终的是女权主义对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挑战，以及随着女权思潮影响而更加丰富与多元的社会话语体系。

本期节目时长较长，将会分为上下两集播出。

本期嘉宾：

王政，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中英文专著包括《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4）》、《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女性的崛起》、《越界》等。

本期主播： 

王辰，加拿大媒体数据新闻记者。Twitter: @hichenwang

荆荻，加拿大金融从业者。Ins: @derek_jing 豆瓣ID: Derek荆荻

联系方式：

[email protected]

———————–

EP 24. 从三从四德到自由独立：与王政谈中国百年女权主义运动史（上）

收听：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Spotify

时间轴：

02:03 两个分析工具帮助解构全嘻嘻为代表的部分当代知识女性所体现的矛盾性：话语（discourse）和社会性别制度

07:51 建立在三纲五常上的中国社会性别制度规范了女人在制度中的位置：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女人的社会升迁和社会流动基本依靠婚姻和生育

18:10 在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下，以秋瑾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在晚清开始挑战传统婚姻制度

23:53 女人要进入社会，一个要有教育，一个要有谋生手段

26:21 社会性别话语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引进在中国开始改变，“人”的概念开始觉醒

30:26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女性们

44:02 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女权主义的遗产之中

01:02:19 五四时期女权议题的讨论是通过精英男性和女性共同推动的，对比如今中国性别对立严重的话语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01:17:09 为什么五四新女性的历史和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贡献不被现在的年轻一代所知？

01:43:48 80年代男性精英对妇女解放的反攻倒算

01:49:08 把女人赶回家做贤妻良母在全世界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都有发生

———————–

EP 25. 从三从四德到自由独立：与王政谈中国百年女权主义运动史（下）

收听：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Spotify

时间轴：

00:38 我的觉醒故事：我不读研究生因为怕嫁不出去，这和我放弃考研究生选择婚姻的室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09:16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又一次高潮，推动更多女权主义议题进入主流话语，例如反家暴和反性骚扰

25:24 95世妇会后中国女权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十年和新一代的女权行动派

32:55 女权主义在中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41:11 我们如何更有效地为女性解放取得更大的进步空间？

48:54 激进女权主义是更有效的手段吗？

多旋律的变奏曲：社会性别议题凸显的一年

——写在2023年三八妇女节前夜

王政

三八妇女节又到了。朋友问我是否再写篇短文作为纪念。过去一年凸显出社会性别议题的事件不胜枚举，我的心情也如坐过山车一般时而愤怒悲伤，时而欣喜振奋，两种情绪交替占据着我，取决于我那一刻看到了什么，折射的是今日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一篇简要的回顾，实难归纳如此纷繁动态的景象。所以先声明，今天，如一年前一样，也是有感而发，选择性地谈谈我此刻关注的问题。

去年农历春节爆出来的铁链女事件，深深地拨动了亿万网民的心弦，我知道有许多知识女性为事态的发展感同身受地哭泣甚至陷入抑郁。那是把无数岁月静好的青年人震醒的霹雳，也刻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21世纪占有高科技的强国竟然斩断不了一个性奴隶脖子上的锁链，还让她从公众眼皮子底下销声匿迹了！很快，连去声援她的女青年乌衣都被拘禁被消声了！那感觉如同流血的伤口被撒上了一把盐。在青年女性和父母还没从铁链女事件造成的伤痛和极度不安全感中走出来时，人们又目睹了肆无忌惮的性别暴力——唐山烧烤店围殴女青年事件。网络上对妇女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都以惊心动魄的视觉图像冲击着公众、尤其是青年女性的心灵。一个厌女、仇女、不把女人当人看待的中国特色男权社会时时刻刻被这类事件形象地展示着。能不被吓倒依然昂首挺胸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的中国女人都是人杰，为数还不少。

在实施极端封控政策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就结识了大量各行各业的草根女杰。是她们以每日的辛勤劳动和关爱维系着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空间。民间自救活动中产生的以女性为主的团购“团长”即为典型一例。她们杰出的组织领导才干在民众中有目共睹。我们若了解全球妇女历史，便可以看到这是条跨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在危难之际，多以草根女人挺身而出来救助生命；在名利场上，则多见高堂男人争权夺利不亦乐乎。

年底乌鲁木齐的大火点燃了民众郁结压抑多时的愤懑，在走入公共场所向逝者致哀的人群中，我们又惊喜地看到众多女青年的身影。她们举起的一张张白纸最简洁形象地展现着当代女青年们独立勇敢不屈不挠的现代公民的风姿。但在政府急速放弃封控措施、正让一些人以为是从善如流的表现时，许多参与抗议极端封控侵害人民生存权的青年女性却遭到拘禁。

在心情沉重之际，我开始追剧。多年不看国内电视剧了，这次惊喜地发现女权议题已经润物无声地渗透进大众文化产品了！由于十多年前被那些充斥着消费文化和性别歧视腐朽气息的影视剧恶心到了，如今反差特别明显的剧作令我突然感到眼前一亮，如清新的春风佛面而来，不禁心旷神怡。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两代女权主义者努力推进的不少女权议题已经进入了影视产品：家庭暴力，性骚扰，职场性别歧视，对家务劳动价值的重新认识，对婚姻中的权力关系的认识，等等。编剧对此类议题的女权主义艺术再现使我意识到，我们正在目睹中国大众文化生产领域的历史性变化，即，新一代具有女权觉悟的文化生产者已经成长为具有话语权的领军人物了，她们正在悄然无声而又效果显著地推进着改造男权文化的艰巨事业，尽管，她们也必须在禁区外操作，也必然受到资本的限制。我看到的是在开放时代形成主体性的新一代知识女性的视野、韧性和智慧。我感到释然：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年轻人总归要成长，老年人必定会退出历史舞台。想起毛泽东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当年他能有这一时的明智认识，也属不易了。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会习惯性地寻找历史的变化和延续。在因为看到变化而喜悦的同时我并不盲目乐观，因为我深知这块古老土地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帝王制度正是中国特色男权制度和文化的基石，撼动此根基绝非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可以为此断言作证。基于本土的女权研究需要直面和深挖这个根基。西方各种分析框架都可以借鉴，但有效的把脉问号终究需要把手搭在病人的命脉上，哪怕病人讳疾忌医。眼下学界有种倾向，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时髦的筐，啥都往里丢。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中，新自由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泛滥确实扩大了多种等级差别，制造了深刻的社会政治矛盾。但是，铁链女脖子上的锁链是新自由主义套上去的吗？站在反对性骚扰前沿的女权记者黄雪琴被非法囚禁至今是新自由主义的祸害吗？乌衣和众多青年女性因实施公民权利被失踪是资本和新自由主义勾连的效应吗？在中国当下具体国情中，滥用“新自由主义”颇有不敢搭脉却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

所幸的是，今日中国有许许多多在每日实践中以崭新的观念悄然无声地改造男权社会文化的草根实践者。她们也像小草一样，遍及天涯海角，“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她们的坚忍不拔的努力，融入了全球妇女开创公正平等正义的新世界的历史潮流中；而大批年轻的她们，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动地有意识地改造着自己被男权文化浸润的主观世界。在寒春时刻迎接三八妇女节，正是她们的成长和成就，带给我浓浓的暖意和欣喜。

Part I “Gender in Chinese Studies: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Wang Zheng,” by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Department & 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Friday, April 9 to Saturday, April 10, 2021

Event link: LRCCS/WGS

Video: “The Political Is Personal: An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 of Wang Zheng,” keynote address by Gail Hershatter

Video: Closing remarks by Wang Zheng

Part II Celebration by 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Friday, Dec 10, 4 pm, 2021: Virtual Celebratory Reception

Inner event: LRCCS Fall 2021 End of Term Reception

Video: Tributes by colleagues and stu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