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修订版,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
再版序言
拙作出版近30年后,我接到了后浪出版公司的再版邀请。很高兴这本关于20世纪美国女权运动的简史依然有读者感兴趣。鉴于第一版完稿于90年代初期,手稿是誊抄于格子稿纸上的,当时既无电子通信手段,又无电子排版,我也没有机会审校样稿,故书中文字错误较多,注释也有不符合今日学术规范之处,所以我很欣慰能借再版之机对原作进行勘误修订。
21世纪美国出版的几种讲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英文历史著作的主要脉络,与《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这部简史相似,但这些新作基于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对运动参与者的大量访谈,充满了生动有趣的故事。此外,如今有大量关于女权主义运动历史的英文网站,与公众分享了浩瀚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我建议能够阅读英文著作的读者尽量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了解内容复杂多样的美国女权运动,这本简史可作为帮助读者进入一个眼花缭乱的历史场域的简明指南。
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有许多新发展。在2025年出版一本讲美国当代女权运动的书,却让其历史叙述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似乎不妥。所以我将在此对美国女权运动过去30年的发展脉络做扼要的介绍。1
在2009年出版的《当一切都变了:从1960年至今美国妇女走过的精彩历程》(When Everything Changed: The Amazing Journey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一书中,作者盖尔·科林斯(Gail Collins)别具匠心地以下面这件小事为开头。196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28岁的女秘书洛伊斯·拉比诺维茨(Lois Rabinowitz)为她的上司去纽约市的法庭交汽车超速罚款。她穿了身烫得笔挺的长裤和衬衫,走到法官面前时,却遭到暴怒的法官的训斥:“你很欣赏自己穿着长裤进入法庭吗?”他叫她回去换身“得体的衣服”再回来交10美元的罚金。无奈的洛伊斯只好让陪她同去的新婚丈夫交了罚金。法官余怒未消,还教训年轻的丈夫:“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管束,不然就太晚了!”2
身处21世纪的年轻读者听到这个故事,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并对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在社会性别规范方面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深感惊讶。社会文化习俗方面的巨变正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代美国女权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但是,真的“一切都变了”吗?2022年6月,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个世纪前的“罗诉韦德案”,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夺得的堕胎权被改变为由各州自行立法决定。今天,堕胎权成为2024年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之一。事实上,1973年最高法院刚刚结束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就在女权主义者们欢呼雀跃时,保守势力立即开始组织反攻,反堕胎运动随即诞生,美国妇女及整个美国社会在生育选择权问题上的深刻分裂已经出现。“反弹”(backlash)就此成为描述美国女权运动的一个常用词,因为保守势力在半个多世纪里从未停止抵制和反攻女权主义者们对社会文化方方面面进行的改造。历史学家露丝·罗森(Ruth Rosen)在2000年发表的评论颇具洞察力:“反弹实际上折射了社会因男女人生中(包括家庭和工作领域)的巨变而产生的深刻分裂和骚动。”3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男权制的反弹伴随多国保守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对“反弹”的研究也更具国际视野。在发表于2024年女权学术期刊《标志》(Signs)的一篇审视全球背景下“反弹”现象的论文中,几位作者提出如下见解:“男权制的反弹可以被理解为维持、伸张和重建等级制的一套物质机制和话语策略,这些同时牵连到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等级制,在当代系统性危机的背景下受到了威胁。”4
无论是因为社会变革,还是因为系统性危机,男权制的反弹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动态现象,体现的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在美国社会政治场域中,这类较量是常态,多元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乃至激烈冲突的利益诉求,民主政体中的社群可以通过选举、社会运动或对社会体制进行改良来表达各自的诉求。至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成效如何,则取决于历史的具体条件。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美国女权运动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世界上宗教势力最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造传统的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级关系和习俗,是一场深刻而又艰巨的革命,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各类社会体制的变革,更涉及各类人群对自我的界定。比如,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和对生育的选择权,本质上是要重新界定女性的角色并改变妇女在男权制社会中的从属位置。但是许多妇女并没有改变传统性别角色的愿望,结婚生子、做家庭主妇依然是她们的人生追求,即使没有宗教的影响,这些认同传统角色的妇女也会因为赋予生育很高的道德价值而反对生育选择权。所以,不仅是担心失去性别特权的男性会反对女权主义,许多传统妇女也会出于各种忧虑而成为反女权队伍的中坚力量,本书所分析的70年代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最终没能通过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归根结底,女权议题折射出的并非“两性战争”,而是各种人群对于社会文化变迁方向的不同立场和迥异的利益诉求。
既然改造等级制与维系等级制之间的拉锯战是历史的常态,任何一方的胜负也就不足为奇。女权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不通过战争和暴力夺权而实现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的革命,其成就必然是局部的、渐进的,是在反弹中百折不挠地进取,而非一蹴而就地打天下。女权运动是没有权威核心领导来规定议题的民主革命,不同群体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同年龄的妇女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议题,并参与适合自己的运动,所以会呈现出没有条条框框的、不守规矩的千姿百态。当然,所有的女权理论和实践也都必然会受到特定时代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本书的核心部分)被称为“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而19世纪开始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则被称为“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学界对“浪潮”的比喻有不少批评意见,指出了下列不妥之处:第一,“浪潮”的定义聚焦于白人女权主义者推动的议题的兴衰成败,遮蔽、抹杀了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的多样行动,而后者的行动轨迹并非与“浪潮”平行。比如,许多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坚持争取女工的权利,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推进草根社群的建设等,这类行动并没有因为20世纪初选举权运动的胜利而平息。对“浪潮”的关注忽略了在两次“浪潮”之间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变革的女权运动者们,也将妇女积极参与的并非以社会性别平等为单一斗争焦点的诸多社会运动排除在外。5第二,“浪潮”这一比喻产生了一个意象,似乎有一种“大一统”的女权运动,大家齐心协力地推出一个高潮,这与女权运动无一元化领导却有五花八门的组织、各行其是、自我定义的去中心化实质相差甚远。第三,“浪潮”暗示后浪推前浪、取代前浪、高于前浪,这更不符合实际。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显著特点是把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她们活到老,积极参与到老。没有什么浪可以推倒或取代前人,因为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行动者有各不相同的议题和社会位置,难以互相替代。
作为对上述批评意见的佐证,我推荐一本已经有中译本的著作—美国著名的华裔社会活动家陈玉平(Grace Lee Boggs)的自传《为改变而生活》(Living for Change)。这位于2015年去世的百岁老人1940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拎着手提箱从纽约去芝加哥参加工人运动,从那时候开始,便一辈子从事改造美国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她的人生中没有高潮或低潮,只有一以贯之的对建设一个公正社会的追求,以及在漫长征途中突破各种壁垒的坚韧和智慧。她晚年行动不便、无法四处演讲时,她家的客厅便成为研讨班的课堂,来自全美各地的社会运动青年积极分子围着她开展各种讨论,向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运动经验的老人取经。这里没有后浪推前浪的情景,有的是持续的社会运动的传承。而她的自传就是一部生动而深刻的美国社会运动史,也是被美国诸多大学采纳的教科书。2024年,全美妇女学协会第44届年会在陈玉平居住了60多年的城市底特律召开,以纪念这位杰出社会运动前辈的璀璨人生。6
我认同历史学界同仁的见解,把女权主义运动看作主要由各妇女群体持续开展的多重目标、多种议题的社会改造行动。某项议题进程受挫的同时,其他领域则可能有重要进展,故不宜根据一个方面的失利就判定女权运动进入低潮或低谷,尽管女权运动的重大失利(“反弹”的标志)往往和政治大环境中保守势力的壮大密切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失利和挫败激励起更多妇女高昂的女权斗志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过,虽然学界存在对“浪潮”这一比喻的批评,美国女权运动界和社会大众依然有不少人使用这个比喻来凸显不同时期女权运动的不同特点或新的议题。鉴于“浪潮”的比喻继续在美国社会通用,我将在下文中简要介绍一下英语语境中“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和“第四次浪潮”(the Fourth Wave)所指涉的内容。
“第三次浪潮”的自我命名者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第二次浪潮”运动者的女儿辈。她们的母亲辈已经把教育、就业、体育等领域中的歧视性法律障碍搬走了,故女儿辈享受着和母亲辈大不相同的人生。在80年代保守政治占上风的背景中,主流媒体因为平等权利修正案未通过,而频频宣告女权运动的失败或死亡,却不料90年代伊始,新生代的青年女权主义者带着自己的议题,举着“第三次浪潮”的旗帜进入了公众视线。她们有的来自学界,强调妇女群体的复杂多样性,而非同质化或本质主义的女性,指出种族、族裔、阶级、性取向等诸多等级差异与社会性别等级的交融相嵌,塑造着个人不稳固的身份;这种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也意味着,争取社会性别公正的运动与其他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是密切相关的。7来自音乐界的青年摇滚乐歌手以“暴女”乐队(Riot Grrrls)为首,兴起了女权主义的朋克摇滚运动,争取进入摇滚乐界的平等机会。年轻作者们通过出版文集或建立网站,宣传与女权主义前辈们不同的追求。8她们不认同古板的、教条式的女权主义,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来颠覆主流媒体对女权主义的刻板宣传,主张允许女权主义者有复杂、矛盾的人生体验,比如,可以做拥抱女性特质的女权主义者,可以化妆打扮并炫耀自己的性感,可以坦然地把追求性愉悦作为女人的权利,等等,而这些行为在一些女权主义前辈的眼里是不太政治正确的。她们声明自己是前辈们所取得的女权成就的获益者,但不想重复前辈的运动,而要自我定义,要更包容、更多元,要为21世纪的女权运动开拓一个新的前景。9
除了学界和文化艺术领域中频频出现的新潮流,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一起重要事件。1991年,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指控被时任总统老布什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对她进行性骚扰。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委员会轮番质问这位黑人女性,提的许多问题不仅透露出他们对女证人的不信任,更浸润着陈腐的社会性别观念和对性骚扰议题的无知无感。10这场实况转播的听证会激起了美国各地大批妇女参政或参与女权行动的强烈愿望,次年竞选众议员的女性人数从28人增加到47人,竞选参议员的人数从2人增加到6人,1992年因此被称为“妇女年”。11非洲裔女权主义者行动起来声援希尔教授,并指出非洲裔美国妇女遭受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希尔的公开指控也给了许多妇女站出来的勇气,1992年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的性骚扰报案数量猛增50%。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建立起“第三次浪潮”女权组织或网站,来推动包括反性骚扰在内的各类社会公正议题。1991年的这场听证会既推动了“第三次浪潮”的发展,又为21世纪的“第四次浪潮”做了铺垫。
“第四次浪潮”这个词出现于2010年之后,但女权主义社群对“第三次浪潮”的结束和“第四次浪潮”的开始并无清晰的界定。这种模糊不清是因为女权主义的许多重要斗争是跨“浪潮”持续进行的,尚没有画上句号,例如争取生育选择权、反对性暴力、反对性骚扰等斗争。使用“第四次浪潮”这个词的女权主义者强调的一个新特点是,21世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使女权运动有了新的更为有效的组织和传播手段。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推特(Twitter,2023年更名为X)等平台为民众提供了去中心化的平面的参与途径,尤其为年轻人对社会运动的介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者们的小组讨论会往往在客厅中进行,女权运动和思想的传播主要通过纸质的信件和小册子。21世纪的青年女权主义者则可以无障碍地在女权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私人经验,一些引发公众共鸣的个人体验或批评会快速发展为公共事件。
“#MeToo”(我也是)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将反性骚扰运动推向全球的最佳例子,也是“第四次浪潮”的重要内容。虽然反性骚扰议题在70年代就被提出了,并在1991年参议院听证会事件后被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MeToo”运动中,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有效性使这项持续了数十年的女权主义斗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纽约的社区活动组织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本人就有过被性侵的经历,为了给性侵和性骚扰的幸存者提供具有同理心的支持和鼓舞,她于2006年在社交媒体平台“我的空间”(MySpace)上最早发起了“#MeToo”运动。10年后,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丑闻曝光,不少女演员勇敢地站出来诉说自己被侵犯的经历。2017年,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布了一条推文,邀请有相同经历的妇女用“#MeToo”主题标签来响应。两天之内,有100万以上的推特用户响应了“#MeToo”话题。随后,“#MeToo”又传播到脸书平台,不到24小时内出现了1200万“#MeToo”帖子,性骚扰和性侵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至此,依靠新的科技手段,美国女权主义的反性骚扰运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广度,并且通过无国界的互联网,很快散播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哈维·韦恩斯坦因犯下多起性侵案,于2020年被纽约法庭判处23年刑期,2023年又被洛杉矶法庭再判16年刑期。12
美国女权主义对性少数群体权益的关注也是一项持续性的议题,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同性恋的“出柜”和对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的批判,到21世纪对二元性别观从理论和实践上发起的挑战,女权主义者是改造美国性文化和争取性少数群体平等权利的重要力量。“第三次浪潮”对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强调在21世纪继续发展,各个性少数群体(LGBTQ)13伸张权益的斗争在“第四次浪潮”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个时期取得的一项法律上的重要成果是2015年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不仅是对性文化的改造,还涉及经济权益问题——结了婚的同性伴侣享受和异性恋夫妇同样的纳税和医疗保险等其他福利待遇。
跨性别群体权益的伸张也引发了女权群体内部的冲突。尽管女权主义社群的基本原则是不排斥任何边缘少数群体,但一些女权主义者还是担心跨性别妇女出入传统上属于女性的公共空间会使顺性别妇女有不安全感。前者能否参加女子体育竞技项目更成为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尤其是右翼势力就这个议题以保护妇女权益的名义来反对跨性别群体,使得跨性别议题成为当下棘手的政治议题,各方力量在持续较量。
有一项美国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却没有在“第三次浪潮”或“第四次浪潮”中得到凸显,那就是儿童照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就业率不断上升,儿童照料就成了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众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出台政策,提供长短不同的带薪双亲假或产假。美国国会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于1971年通过了一项儿童照料法案,但是被时任总统尼克松否决。从此这个议题似乎就从美国国家政治中退场了,公众包括年轻一代的母亲们似乎也接受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观念:育儿是私人领域的事务,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总之,在最近的两次浪潮中未见青年女权主义者把这项涉及美国几千万就业妇女福祉的问题作为核心议题来推动解决。同时,这个公共资源分配问题暴露了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妇女的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依然不被政府承认。迄今为止,美国尚无关于育儿的公共政策,完全靠性质各不相同的私营企业或机构自行决定为女员工提供五花八门、长短不同的产假和相关福利。
育儿方面公共政策的缺失,也是美国妇女争取经济领域公正平等的斗争障碍重重的一个重要例证。在过去30多年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加剧(2023年末10%人口占有全美国财富的66.9%,50%低收入人口仅占总财富的2.5%)14,女性的贫困化也在加剧。据美国人口统计,2022年全国贫困人口为3790万(11.5%),而其中极端贫困的成年妇女占了49.1%。全美女性人口中的5.8%生活于极端贫困中,其中有色人种女性的比例更高;而男性同比则为4.5%。15底层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国家育儿公共政策的缺失对她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有诸多著述用交叉性理论透视跨国资本对处于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级架构底层的群体的剥削;也有杰出的纪录片,如制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流水线》(The Global Assembly Line),形象地揭示了在全球范围进行的男权制国家政体与跨国资本勾结压榨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妇女的历史过程。学界和文化界虽然时有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犀利的批判声音,但关于如何通过改造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结构来推进经济领域的公正平等,如何应对日益凸显的资本和政权勾结形成的权势集团无视和侵害普通公民权益的问题,以及其他涉及今日全球范围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动的宏大议题,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中尚未见目标明确的实践对策。女权主义运动的草根性、弥散性、去中心化这些特点有利于多样的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在日常的实践中悄然无声或大声疾呼地改造社会文化,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但如何能有效调动目标各异的行动团体,形成强有力的联盟,来与男权制的政治经济权势集团对峙呢?这是当下尚且无解的实践性难题,也可说现阶段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依然处于男权掌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边缘,实质上折射的是西方左翼自柏林墙倒塌之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困境。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更彰显了美国女权主义当下的逆境:堕胎权议题未能动员起预期的妇女选票来支持民主党女性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选民的性别差(gender gap)确实存在,55%的男性选民和45%的女性选民投给了特朗普,但与2016年和2020年大选时的性别差距相差不大,从11%降为10%。16
当贫富差距日益悬殊,通货膨胀不见明显改善,经济议题就成为特朗普调动起各社会群体的联盟的有效手段。显然,许多妇女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生计,而不是堕胎权,也没有把选出第一位女总统作为头等选项。在诸多对民主党失利原因的分析中,笔者认为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评论最为犀利:“一个抛弃了工人阶级的民主党发现自己也被工人阶级抛弃了,这个结果应该是不足为奇的。”17我们不能假设桑德斯说的工人阶级就是男性,因为在中下层劳动人民中,妇女总是占大多数。不过这次选举中,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投票给共和党的人数激增,尤其是年轻男性,扩大了少数族裔选民的性别差距。2020年至2024年,黑人选民的性别差距从10%增加至14%,拉丁裔选民的性别差距则从6%增加至17%。18这次大选中性别差距与种族、族裔、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差别的明显相关性正在被各界关注。虽然选举结果对许多美国女权主义者来说是政治上的重大挫败,但有意思的是,女权主义学界倡导了几十年的“交叉性”分析框架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和运用。我们期待更多扎根于复杂社会现实的对选民政治行为的有深度的研究涌现,以此来摒弃空谈理论、紧跟政治大流、脱离现实、不接地气的学界和主流媒体的不正之风。
历史进程总是动态的、千变万化的。这次选举也展示了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内在变化和选民阵线的重构,其历史背景则是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社会群体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基于美国当代女权主义在过去70多年里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鉴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也目睹了全球女权主义的迅猛发展,我们依然可以期待,在新科技助力女权主义跨国界传播和沟通的网络时代,今日在草根和多样社群深耕的无数美国青年女权主义者会具有日益开阔的全球视野,在对跨国女权主义实践的比较中会更清晰地洞察自身的局限,明日将成长为改造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生力军,百折不挠地将这场“最漫长的革命”引向纵深的领域。19
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是对女权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情况感兴趣的年轻人。我衷心地希望这本书不仅能让你进一步了解美国,更能让你在阅读思考中深入了解自己,反思自己成长中的社会化过程,努力挣脱男权制的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对你的束缚,从而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力量。这一切,正是我在学习和书写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过程中的收获,在此诚挚地与青年朋友们分享。
另外,在整理和修订本书初版的过程中,美国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一鸣为核对本书中的引文出处给予我诸多帮助,后浪出版公司编辑谢妤婕为再版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辛勤付出,在此一并致以我深深的感谢!
王政
2024年7月14日,于落基山边
- 30多年前完成这本关于美国女权运动的著作后,我便转向对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研究。除了一些中英文论文,我有两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英文专著: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为《五四女性:现代中国女权主义先行者》和《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国家女权主义(1949—1964)》。若读者有兴趣了解对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研究如何影响了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生涯,请登录作者的个人网页: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并参见本书中《心智的选择》一文,这篇回忆录作于2000年,曾收录于2004年出版的个人文集《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 ↩︎
- Gail Colins, When Everything Changed: The Amazing Journey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9), p. 3. ↩︎
- Ruth Rosen,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2000), р. 31. ↩︎
- Jerker Edstrom, Alan Greig, and Chloe Skinner, “Patriarchal (Dis)orders: Backlash as Crisis Management,” Signs, Vol. 49, No. 2 (Winter 2024), p. 298. ↩︎
- 较早的批评可参见Becky Thompson, “Multiracial Feminism: Recasting the Chronology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Vol. 28. No. 2 (Summer 2002)。 ↩︎
- 陈玉平自传的英文书名为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中文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书名为《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对原作有删节。关于陈玉平人生经历的纪录片名为American Revolutionary: Meeting Grace Lee Boggs。陈玉平是密西根大学的“全球女权主义访谈”项目(Global Feminisms Project)的美国组挑选的10位美国女权主义受访者之一。该项目的访谈录像可参见网页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 ↩︎
- 最早用“第三次浪潮”命名的文集是M. Jacqui Alexander, ed., The Thind Wav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Racism (Latham, NY: Kitchen Table/Women of Color Press, 1994)。这本文集的作者们从80年代中叶开启这项合作。关于“交叉性”概念的发展,见本书第六章。 ↩︎
- Jennifer Baumgardner and Amy Richards, 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
- Ruth Rosen,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2nd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pp. 353–357. ↩︎
- 2019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致电希尔,为1991年她在听证会上的遭遇道歉,他当年是主持听证会的司法委员会主席,20多年里因在这个位置上的不佳表现备受批评。参见https://www.oklahoman.com/story/news/politics/2023/04/07/anita-hill-clarence-thomas-supreme-court-justice-hearing/70092506007/,2024年4月18日访问。 ↩︎
- Gail Collins, When Everything Changed, p. 343. ↩︎
- 关于美国“#MeToo”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有大量英文网站可供参阅。读者可通过这篇较新的文章进一步搜索其他相关文章https://www.verywellmind.com/what-is-the-metoo-movement-4774817#:~:text=Tarana%20Burke%2C%20an%20advocate%20for.had%20suffered%20the%20same%20experience,2024年4月19日访问。 ↩︎
- LGBTQ是由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酷儿这些词的英文首字母组合成的缩写词。 ↩︎
- “Wealth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23,”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03961/wealth-distribution-for-the-us/,2024年7月12日访问。 ↩︎
- 数据引自Shengwei Sun, “National Snapshot: Poverty Among Women & Families in 2022,” 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 (November 2023), https://nwlc.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National-Snapshot-Poverty-Among-Women-Families-in-2022-1.pdf,2024年7月12日访问。贫困人又数据在疫情前后有所浮动,2022年的统计为联邦政府疫情期间特救济政策结束后所做,贫困人口有所增加。 ↩︎
- “How 5 key demographic groups voted in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election-harris-trump-women-latinos-black-voters-0f3fbda3362f3dcfe41aa6b858f22d12,2024年11月12日访问。“What the gender gap tells us about Trump’s win,” https://abcnews.go.com/538/gender-gap-tells-us-trumps-win/story?id=115996226,2024年11月24日访问。 ↩︎
- “Bernie’s statement about the election,” https://mronline.org/2024/11/11/bernies-statement-about-the-election/,2024年11月12日访问。 ↩︎
- “Young Black and Latino men say they chose Trump because of the economy and jobs,” https://apnews.com/article/young-black-latino-men-trump-economy-jobs-9184ca85b1651f06fd555ab2df7982b5,2024年11月12日访问。“What the gender gap tells us about Trump’s win,” https://abcnews.go.com/538/gender-gap-tells-us-trumps-win/story?id=115996226,2024年11月24日访问。 ↩︎
- “最漫长的革命”出自英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的理论经典之作《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此译作收录于同名译文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主编李银河,副主编林春、谭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45页。 ↩︎

